云顶娱乐网址金庸(Louis-Cha卡塔尔随笔的知识水

日期:2019-11-04编辑作者:书评

这一点,还可从王朔处得到佐证。琼瑶热在一定程度是被王朔热取代的。王朔也写言情,但写的恰恰是反纯情,嘲弄纯情,在王朔那里,一切都是不纯的。不论对王朔怎样评价,在其《空中小姐》等作品的映照下,琼瑶的确显得苍白无力,其读者都是具有特定的年龄、心理特点的。王朔的成功并不是被炒出来、包装出来的。

旧派武侠小说显然远远比不了金庸小说,尽管金庸从中吸取了大量营养。

金庸小说属于新派武侠小说,那么我们再将其与其他新派武侠小说作家作品相比。

所谓新武侠,从思想观念到艺术形式都受到新文学影响,抛开传统的章回体,运用现代小说叙事方法,有时甚至在形式上更加奇特,如古龙、温瑞安等人的作品,它们彻底摆脱忠孝节义观念,写现代人性、现代性格、作者自视也甚高。古龙就经常与大作家相比,在《多情剑客无情剑.代序》中他就举出《战争与和平》、《人鼠之间》、《国际机场》、《小妇人》、《老人与海》等世界名著。倒是金庸很谦和,一直自称是讲故事的。

读金庸小说,有一种矛盾。

但是,金庸小说完全是靠自身的魅力获得今天的地位的。遥想10年前,它摆在地摊上,处在文化的最边缘,各种盗版乱七八糟,从没有人像今天炒《尤利西斯》一样炒它。它靠自身的魅力走进了高等学府。有多少大学生合资租来,日以继夜地读,如饥似渴地读。直到今天,三联书店出了豪华版,现代文学研究权威严家炎教授在北大开设研究课。这些事实说明,它是靠自身的文化品位打入文学殿堂的正厅的。不能再因为它是武侠小说就将它的文化品位给予封顶,封不住就大不了说它是优秀的、伟大的武侠小说。我们应当将它置入一个更大的背景中来看待。

第四,吸取其他小说特长。古龙在《多情剑客无情剑·代序》中说:“武侠小说既然也有自己悠久的传统的独特的趣味,若能再尽量吸收其他文学作品的精华,岂非也同样能够创造出一种新的风格,独立的风格,让武侠小说也能在文学的领域中占一席之地,让别人不能否认它的价值,让不看武侠小说的人也来看武侠小说!这就是我们最大的愿望”。这一点金庸真正做到了,他吸取众家之长,成一家之言。当然也是时代造就了金庸,因为各方面条件在当时都已基本成熟了。

程小青说他写侦探小说的拿手好戏是布置四条线索,三条让读者误入歧途,最后一条是出乎意外,又在情理之中。后来成了公式,读者往往不上当,作者便感到技穷了。这一点金庸完全超乎其上,金庸小说的疑案谜中套谜,形成悬念之网,一念未解,又来一念,紧张得令人透不过气来;有时解了一个,又来一群,有时又数念并解;叙事主体对信息控制得出神入化,如《侠客行》环环相扣,到底主人公是谁,最后也未交代,解了一扣又一扣,身世之谜、侠客岛谜、侠客行谜、令人叹为观止。再如《天龙八部》中乔峰寻找杀父仇人,江南塞北,上天入地,伤人无数,惨烈至极。结果其父尚在人间,在这过程中,父子两代如同经过层层炼狱,最后顿悟成佛。

其次,再与其他通俗类型比。

所谓高雅文学,一般是指它描写现实人生社会、历史,关注现实人生问题,并运用比较高级的叙事、修辞技巧。

所以金庸小说超越了武侠小说。超越不等于“不是”,而是说其精髓已不在武侠,所以,关于武侠小说的泛论是不适用于金庸的。

陈墨写过一本《新派武侠二十家》,这20家的作品还是拥有为数不少的读者的。但大多读过便记不得了,连书名都记不得。可见品位大多确实很低。许多人是因为喜读金庸才爱屋及乌去读其它武侠的,但最后剩下的还是金庸。作为陪衬,旁边还有两大护法:梁羽生、古龙,下面再列四大长老:萧逸、温瑞安、卧龙生、诸葛青云,其余的都像丐帮中的七袋弟子、六袋弟子不足数了。

第二,它写的是人本身及人与人、与社会的矛盾关系。它塑造的是一个个现实生活中的人。人事虽假,情理却真。我们没有萧峰的武功,不会一拳打死自己的爱人,但却可能用其他方法误伤自己的爱人,从而遗恨终生。我们不会因为贪恋上乘武功而走火入魔、自受其害,但确实有些人很少读文学作品,不深入了解文学史,却迷恋于一大堆什么后现代、超现实、张口巴尔特,闭口赛义德。金庸并不是在影射现实,其小说本身就是一种现实,除武功是读者阅读默许之外,所写的都是生活本身。

侦探小说给予武侠小说的启发主要是情节因果链条的刻意经营,对信息的控制,悬念的设立布疑、气氛渲染等等,古龙便很受日本推理小说影响,如《天涯·明月·刀》、《陆小凤》等,而金庸的许多小说都包含着精采的破案故事,既有戏剧的动作性,又有严密的逻辑,动静结合得恰到好处。如江南七怪的被杀、殷离的被杀、武当六侠莫声谷的被杀,《笑傲江湖》中福威镖局的被灭、《侠客行》中长乐帮帮主之谜、萧峰找寻杀父仇人等,这不仅仅是情节,金庸用它写出了人物的性格、人物的命运、人物的成长史。

古代一般的武侠小说,以《七侠五义》为代表,确实主要写的是打斗和侠义。到《儿女英雄传》、《好逑传》,才开始有了“情”的因素。大多数主题是忠孝节义的老生常谈,就连《儿女英雄传》中的侠女十三妹,婚后12天便想做个诰命夫人,实在令人大倒胃口。它们的重点在于善恶对立的情节模式。《水浒传》之所以超越,关键一点是它并非陷于一般的武侠模式,而是一种短篇传奇的集锦,其使用的乃是《史记》笔法。所以尽管梁山一百单八将,最好的人物也只有十几个,到四十回、五十八回、七十一回,渐次逊色,后半部就减色许多了。金圣叹腰斩《水浒传》,不论思想动机如何,在艺术上是颇具眼光的。《水浒传》继承了司马迁“侠” 的观念,写出了武侠产生的社会原因,构成一部雄壮的武侠史诗。

最后,说金庸小说具有高雅的文化品位,并不是否定其通俗性——审美层次的雅、俗,不同于通俗之俗。而是说明了其审美层次的丰富性。金庸小说涵盖乾坤,各人皆可入我门中,但能得到什么,则须看你本身的修养。所以,一些只喜欢感官刺激的读者,并不最喜欢金庸的小说,而是喜欢陈青云、曹若冰、司马翎等,也许这些人才是真正的“武侠迷”吧。

第二,追求文化味。金庸小说从不迎合读者,而是如梁启超所言,努力于“熏、浸、刺、提。”作品表现出中华文化的方方面面,从琴棋书画到儒释道。陈平原说金庸小说可做佛学入门书,金庸小说透出一种书卷气,这一点与梁羽生有相同处,所以梁羽生在这两方面的品位也是很高的。

通过以上与武侠小说比,与通俗小说比,与高雅小说比,我们证明金庸小说具备高雅的文化品位。那么,它高雅的原因是什么?

通过以上对比,可以说,金庸小说是超越了整个通俗文学范围的。当然,也可换一说法,说因为有了金庸小说,通俗小说、武侠小说的品位都大大提高了。

晚清民国,鸳鸯蝴蝶派掀起言情狂潮,文坛上一片“淫啼浪哭”。借礼教与自由的矛盾,构成反团圆模式,结局是死或走,在思想观念上往往比先驱者“慢一拍”,茅盾的《蚀》三部曲的《幻灭》结尾即是受此模式影响。当时有什么哀情、惨情、孽情、苦情、灾情、奇情、艳情、痴情,就是没有欢情。这些言情,只作表面的皮相描写,并不触及社会问题的实质,往往是流行观念的演绎。最好的作品也就是后来张恨水的《啼笑因缘》,秦瘦鸥的《秋海棠》等。因为他们一定程度上写出了社会问题,真心打动了人心,所以今天仍然可读。但它们仍然是通俗小说,是优秀的通俗小说,与其他新文学同题材作品相比就明显逊色了,如《鼓书艺人》、《月牙儿》等。

50年代以后,言情小说在大陆绝迹,港台后来出现了琼瑶为代表的现代言情热潮,对重新开放后的大陆造成了冲击。但这个冲击的范围是有限的。琼瑶的40多部作品,看过十几部后,人名便会相混。琼瑶的作品打动人,在于一个纯字。琼瑶作品的主调是甜蜜的温馨与淡淡的惆怅,特别适合现代都市知识青年的心境。但其作品编织的实为梦幻世界,并非港台现实,所以台湾评论界称之为“琼瑶公害”,曾大张讨伐,其创作方式也是批量生产,与亦舒、岑凯伦、梁凤仪如出一辙。80年代大陆有琼瑶、三毛热,但评论界、读者普遍认为,三毛的文化品位显然更高,因为三毛写的是人生感悟,是在人生之内,而琼瑶则在人生之外。

金庸小说虽是武侠,表面上看属于“怪力乱神”,但是除了那些超常的武功之外,没有什么是不具备现实可能的。文学所写的不见得是真有的实事,而是可能会有的实情。即使是武功,他也写得尽量可信,合乎武学之道,考虑到气功、特异功能等因素,也并非是绝不可能的。金庸小说的武功虽然奇妙,但是却控制在可信的范围内,有其哲学依据和生理依据,比如他强调掌风不可能击到四五丈以外,他笔下从没有一拳打出一团火球等“奇功”,是写人而不是神。少林七十二绝技,也顶多有人身兼十三绝技等。

首先,它是武侠小说,我们就将它与其他武侠小说比上一比。

那么,既然金庸小说超越了通俗小说,我们就将它与高雅、严肃文学比一比,用高雅的标准衡量一下,看看它是否辱没了高雅文学的殿堂。

凭直觉,感到它是一种高品位的东西。它能够产生文学理论中所讲的几大功能:认识、教育、审美、娱乐。那是一种与读经典名著同样的甚至更高的感受,它给人美、给人净化、给人力量。北大中文系有位教授,腿部摔伤之后,读金庸的小说,获得了重新站起的力量。有的大学生失恋后,读金庸小说,恢复了对人生的信念。托尔斯泰说,区分真假艺术的标志是感染性。康德说,纯粹鉴赏判断不依于刺激和情感。金庸小说具有的巨大艺术感染力,足以使人得出它属于高雅艺术的鉴赏判断。但是,就因为它是武侠小说,内中有打斗、有武功,“出身不好”,所以人们不敢给之过高评价,生怕失了身份。北大授予金庸名誉教授、开设金庸小说研究课,就颇不被某些人理解,这些人大多是出于好心,对“乱了雅俗名分”颇有一种叹惋。

能够容纳多层次的读者,使之各有所得,更表明了金庸小说高雅的文化品位。正如佛门之言,既截断众流,又涵盖乾坤。当然,即便我佛微笑在前,众生也未必能识也。

所以金庸小说实际上描写的是现实人生。我们不谈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容易混淆不清的问题,第一,我们说它描写的是现实人生,是因为其有现实生活基础,现实社会中是有江湖的。金庸是把人物、故事放到这个大世界中来写,并且时空往往是具体的。他不过写了一些现实世界中既普通又特殊的人和事,并与整个现实社会血肉相联。也许细节上不如一些经过严格考证的历史小说。果戈理说真正的民族性不在描写俄罗斯妇女的无袖长外衣,而在人民的精神本身。我们可举金庸小说中一部并非上佳之作《白马啸西风》。这部中篇的武功十分简朴,几乎比一般的世俗武术高不了多少,而且还可以继续减弱。它主要写的是“你想要的得不到,你得到的却不喜欢”这样一个人世常情。从几组恋人的悲欢离合,到高昌古国与大唐的关系和哈萨克人与汉人的关系,讲述的完全是现实生活中既美丽凄婉又深刻悠远的悲剧故事。这样的故事,去除了武功,仍然是文学宝库中的精品。

在对民族精神的认识上,它继承了鲁迅对国民性的开掘,并有更丰富的收获,完全合乎20世纪中国文学的精神:改造民族灵魂。

第三,金庸的小说关注并写出了一系列严肃的人生问题。从正义问题、爱情问题、善恶是非问题、认识论问题、自由问题、孤独问题、民族问题、直到人的本体意义问题,它所挖掘的深度是不逊于世界上一流的文学作品的,经常可使人感到它与那些已被认可的大师的互通乃至更高之处。例如民族问题,金庸小说既有民族立场,又有超民族立场,比之那些仅以民族团结为目的的小说要明显高出一筹,《天龙八部》的反战和平主题,与世界文学也是呼应的。

一般被固定视为通俗类型的有武侠、言情、侦探推理等。而社会、历史题材则是通俗与高雅文学共有。我们不妨将金庸小说与言情、侦探小说比上一比。

金庸小说具有言情小说的一切特点,什么奇情、惨情、痴情、孽情、欢情应有尽有,他借鉴了各种言情模式,写到了爱情本身的核心。金庸小说不见得是世上最好的,但他写情可说是绝对不逊于任何人的。他写情的广度、深度、力度都是大师级的。这一点可参阅陈墨先生有关评论,本文不作展开。所以金庸小说是言情小说,又超越了言情小说。

不仅许多人直觉到金庸小说文化品位很高,而且自身文化品位愈高之人,愈能觉出其深刻与丰富。它的可以反复欣赏、反复阐释,正是高雅文学的特性。何以通过研究来证明这一点呢?很简单,有比较才能鉴别。

第五,蕴含哲理,写出意境。从金庸小说中可以得到许多人生感悟,不论是学习工作、交往等等,比如武功的修习便充满了辩证法,人生便是练武功,做学问便是练武功。人们可以不断欣赏、阐释下去,从中去体味人性的至深至乐。金庸小说给人们留下许多情节人物融为一体的富于意境的场面,如大雨商家堡、大战聚贤庄、华山论剑、枯井底污泥处等等。王国维说:“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又说:“故虽写实家,亦理想家也。故虽理想家,亦写实家也。”金庸小说正是富于理想人文精神的。

谈到武侠小说,人们往往不假思索,便认其为低级门类,好像只有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采用意识流等先锋写作手法的才是高雅文学。其实,古代最著名的武侠小说恰恰是今天已被尊奉为高雅文学的《水浒传》,“武侠”一词首次出现于1904年《小说丛话》时,便是论《水浒传》,《水浒传》为什么成了高雅文学呢?因为它超越了一般的武侠,它不只是武打和侠义,而是写出了普遍的人性、社会性问题,写得又好,所以,它高雅。

对古代一般的言情小说,《红楼梦》已讽刺其为假捏一男一女,旁添一小人拨乱其间,千篇一律的才子佳人模式,塞进作者几首歪诗。其实《红楼梦》也写才子佳人,也有诗词,但它具有自嘲和反讽精神,写言情而解构了言情。

到了民国,旧派武侠小说掀起过两次狂潮,但从读者、作者两方面看,其文化品位都是很低的。它利用现代印刷业、报刊业,向识字阶层中品位最低的读者倾销。作者不但在文学界内颇受轻视和打击,他们自视也甚低,宫白羽把写武侠小说看作终生耻辱,还珠楼主后来在报刊上公开检讨,王度庐自认“难登大雅之堂”,郑证因干脆说“我写的这个不叫玩意儿”。他们写作态度轻率,经常为应付编辑而列表交稿,甚至雇用“枪手”。其作品今天大多难以卒读,有时人名前后不一致,前面的情节后边不照应,何谈文化品位。旧派武侠小说改编成电影后,一般都优于原作,如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改成《火烧红莲寺》上映后,万人空巷,一续再续。而新派武侠小说改编成影视作品后,一般不如真作。这也是旧派武侠小说文学性比较差的一个印证。解放后对这样的作品进行批判,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那些莫名其妙的一道白光千里之外取人首级,大侠可以多少次不死,以致有七重元魂,能够搬山移海等等信口开河,当然比不上《敌后武工队》、《林海雪原》的既传奇又真实。《林海雪原》是被列入文学正史的严肃文学,那么我们不妨想想,《林海雪原》与《雪山飞狐》,哪一个品位更高呢?是不是因为《林海雪原》有“原型”作依据便高出一筹?如果说有事实作依据便高,那纪实文学岂不成了高雅文学?

第三,取法乎上,以文学为人学,写人心、写人性,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金庸小说留给读者的人物,随口便能数出100个以上,栩栩如生的也有几十个。其中既有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讲的圆型人物、扁型人物,也有马振方先生所讲的尖型人物。在现当代作家中大概只有老舍可与堪比,若论单部作品则直追几大古典名著。

第四,金庸小说叙事、修辞技巧是高水平的——这是一部专著的内容。他每一部作品都力避雷同,努力作新的尝试和探索,那宏伟严整的结构,——仅这一点就既不逊于《子夜》、《红楼梦》,也不逊于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更遑论其所涉地域之广举世无双——曲折而精彩的情节、深刻合理的心理分析——既重视人物的童年经历又重视成长过程中的奇遇突变——诗情画意的景物,准确传奇性格化的人物语言,纯熟的影剧技巧,鲜明的现代意识,每一个单项都可拿出与一流的作家比一比。

那么,金庸小说是否超越了呢?

中国的侦探小说是舶来品。以前只有公案、断案小说。侦探小说由译到著逐渐兴盛,民国最著名的侦探小说家程小青、孙了红,一个塑造了霍桑,一个塑造了鲁平,广为人知。侦探小说号称开启民智,普及科学,不重口供重依据,其实读者的兴趣仍在于其情节的诡秘曲折,大量的侦探小说只是编造离奇怪诞的情节,让读者猜谜,内容貌似现实而远离现实,既不触动社会人生问题,也不能塑造人物,只是一种智力游戏,烦琐推理如同做题,十分枯燥无趣。周瘦鸥说侦探小说可分动和静的两种。但大量民国侦探小说都偏于静而缺乏动,只学到西方侦探小说的模式而未学到其精髓。程小青的霍桑、包朗是学习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华生,人物有些类型化特点,也触及一些社会问题;孙了红的鲁平又号称东方亚森罗萍,专与霍桑唱对台戏,人物更活泼些,所以受到一些读者欢迎,各有读者迷。但陈平原提出,为什么侦探小说没有在中国生根开花,而武侠小说却长盛不衰,陈平原认为是中国法制不健全。但在港台侦探小说也不如武侠,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即中国作家没有把侦探小说当成真正的文学来对待,从一开始就像政治小说一样,端着架子写作,用来“开启民智”,把它当成工具,不注重其文学性,程小青说是“化装的通俗科学教科书”。所以当然写不出好作品。真正好的外国侦探作品,中国读者仍是欢迎的,克里斯蒂的《尼罗河上的惨案》、《东方快车谋杀案》、《高尔夫球场的疑云》,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直到《神探亨特》都是动静结合的佳作。而我们的侦探小说总以维护正义、法制的面孔出现,实际只是对公案小说的一种反拨,后来就演变成了公安文学,直到现在的“法制文学”,于是它的精华便被武侠小说给吞没吸收了。

从言情小说来看,其老祖宗是《红楼梦》,作者自谓“大旨谈情”。但《红楼梦》一旦超越了言情,就不再被看作言情。其实,承认《红楼梦》是言情之作,并不妨碍它是伟大的作品。《红楼梦》在产生之初,就是通俗小说,它与另一武侠小说《绿野仙踪》并称“红楼绿野”。陈大康在《通俗小说的历史轨迹》一书中,列其为通俗小说的最佳者。

相比之下,金庸集旧、新武侠之大成,融汇了还珠楼主的神奇浪漫、宫白羽的世态炎凉、郑证因的诗化武功、王度庐的悲剧侠情及梁羽生的“宏大叙事”,形成自己博大深沉、又壮丽多姿的风格。他武打写得好,侠义写得好,但又远远不止这两点,他写情——男女之情、兄弟之情、亲子之情,写历史、写政治、写风俗、写文化,均是上乘。最重要的是写人物,梁羽生、古龙也写,但金庸写得更好、成功的更多,形成了一个整齐的人物家族序列。金庸写出了一个完整的中国文化的艺术世界,他把武侠精神提升到了人性普遍意义的高度。

第一,创作态度严肃。金庸小说问世之初,虽是报刊连载,但他并未因此粗制滥造,更于封刀后从1970~1980年进行10年修改,大有曹雪芹“披阅十载,增删五次”之苦心。有的部分几乎重写,精益求精,这是艺术大师的态度。

尽管新武侠比旧武侠高,但大多数仍是文化品位较低的,其中有大量的诲淫诲盗之作,甚至包括古龙的若干作品。“武侠”可以写高尚的侠义,也可以写血腥的复仇,可写纯真的爱情,也可写成纸上的黄色电影。所以类型研究的局限就是无法辨别作品的优劣,作品的文化品位与类型无关。但新武侠毕竟产生了少数高品位的作家作品,梁羽生、古龙的若干作品已经具有超越一般武侠的性质,相对不足的是,梁羽生思想上缺乏深度,墨守成规,刻意求雅求正,反而显得器度狭小,难有大成。而古龙思想敏锐,艺术形式上则过于炫奇,不够成熟,知识上的藏拙好像只有剑诀,无有剑法,所以还不能完全超越武侠。近来温瑞安号称“超新武侠”,语言更趋于诗化,追求诗与蒙太奇的结合,但注重的仍是感官刺激,虽加强了情节密度和时空变幻,但主题仍旧是拳头加枕头,所以并无超越可言。

从侦探小说看,金庸的小说也给了我们侦探小说所能给予我们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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