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剑翘报仇案

日期:2019-11-23编辑作者:书评

图片 1

1935年11月13日,在天津南马路清修院居士林正在举行的诵经仪式下,普通女子施剑翘枪杀了直系军阀首领孙传芳。这就是所谓的“血溅佛堂”刺孙事件。后来该事件在后世以小说、戏剧、传记文学和广播影视作品的形式广泛流传。文学作品中多带有较浓厚的感情色彩,甚至是歪曲事实。而林郁沁的这本书跳出了民间故事的叙事窠臼,以历史学家的眼光重新审视施剑翘案。作者通过梳理案件的来龙去脉,研究时人对案件的态度,媒体关于案件的讨论,以及审判前后国家司法部门与中央党部、高层人物之间的复杂博弈,为观察上世纪三十年代大众生态和政治文化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施剑翘复仇案》是一本由[美] 林郁沁(Eugenia Lean)著作,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3.00元,页数:259,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如作者所言:在一个大众媒体盛行的时代,她的复仇得以从一开始就成为公众消费的对象。施案的暴力孝义行为促生了一种崭新的公共道德感情——同情。在当时消费文化和大众文化勃兴状态之下,公众同情起到了特别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以女权为代表的集体激情和媒体大肆渲染的道德纯洁性,并企图挑战父权社会及国民党政府的统治。林郁沁在书中提到的最为核心的问题,是关于公众情感与现代法律规范之间的困境。

《施剑翘复仇案》读后感:中西文明冲突的表现?

公众情感真的能凌驾于现代法律规范之上吗?

看完之后有点晕,自己水平不够!但让我想到了最近的贾敬龙案件! 这是要写读书报告的,感觉会往情治与法治这方面写! 经历了上台讲ppt(听说我的手是抖的,声音也是)。 老师,讲评,又往深处讲了。中国自古以来就是血亲仇恨是必报,只有过了九代才可以不报,所以得到特赦是很正常的,但是在这本书里加入了大众舆论为平台带动舆论。中国在学习西方之前都是人治社会,而西方自古就是法治社会。即使到了现在,中国离法治也还有一定的距离。比如说,之前的丹麦女孩遭遇强奸,女孩使用辣椒水防狼剂,却可能面临着几个月拘役。这在中国人看来,是不能理解的,)但是西方社会就是这样。法律就是用来界定你的行为的,看你的行为有没有对他人造成伤害。

个人道德与国家力量的抗衡

刺孙事件后,施剑翘被警员当场带走。她称自己完成了报仇就会自首。但是施剑翘却巧妙地利用了大众同情来为自己的复仇寻找正当理由,用“孝”、“因果报应”成功触及了民众的同情心。

西方学者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认为,现代西方市民社会的理性沟通方式能够作为更为强大的规范力量,驱动全社会层面上的集体政治参与。

越来越多的民众开始关注施案,在施剑翘案件初审和二审阶段,法院都被民众围堵的水泄不通。而其中大多数是女学生和女人。另一方面,施剑翘召开新闻发布会,反复向公众诉苦,将自己打造成一个为父报仇的孝女形象。这种形象显示出的理想美德符合当时蒋介石所倡导的“新生活运动”的意识形态,又符合女侠的行为准则。同时,她还揭示了佛教的虚伪性,指出孙隐退的幻觉,让公众产生了一种国家被拯救的错觉。这一切使她的英雄主义行为显得高度私人化和非政治化。

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之下,舆论倒向了对施剑翘的广泛赞美与肯定。左翼文人认为这是杀人者受传统报仇雪恨的狭隘观念,然而这种声音很快就被大众舆论淹没。司法部门迫于舆论压力,判处施剑翘七年有期徒刑。大众媒体依旧不肯罢休,直接对中央党部进行请愿、游说。最终党部以党权干涉司法,施剑翘被国民政府特赦。

在民国时期,这样的案件的背后,其实也透露着东西方文明之间的一种冲突。是情治好,还是法治好,情治过于柔软,法治过于强硬,这就看个人的角度和立场

精英们的思考和矛盾

在此事件中,精英们作为社会道德裁决者感受到了他们的地位和知识垄断遭到了公众和政府的侵犯。他们认为,庶民公众的集体情绪被新兴的大众传媒放大传播。胡适在《贞操问题》中提到,传统女性美德不符合人类情感的基本法则。左派钱曾瑗也认为,社会应该和国家的紧密话语联系。

这些精英们接受的是西方的先进思想,他们希望能够实现国家和社会现代化、法治化。希望民众是理性的,而非女性化、情绪化。在他们看来,社会的发展建立在经济关系的结构性转变上,而不是建立在由道德情感所决定的基本人类关系上。而他们的这番论调并不能得到民众和统治者的理解、肯定。因为这群左翼知识分子对儒家道德的“孝”进行了猛烈批判,而这恰好与新生活运动对儒家价值观的倡导相悖。他们对大众的排斥性也不为主流接受,认为他们是自视清高。这种尴尬的境况很难不引起这群知识精英们对自己、对社会发展的焦虑。

《施剑翘复仇案》读后感:自设陷阱的野心之作

公众同情在中国政治文化中的“双刃剑”作用

施剑翘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下赢得了公众的同情最终被特赦,这看似是民主的表现。民众可以通过报纸杂志结社、请愿、游说,表达了公众的意见。但是林郁沁认为公众同情的情绪在无形中形成了一个新的权威,甚至可以影响司法和国家政策。

这种批判性的力量一方面可以弥补法律的不足,加强民众的政治参与。但是另一方面,公众的同情也可能是非理性的,这种非理性的公众同情就很有可能被利用,逐渐演变成一种极端情绪。大众媒体的兴起为这种舆论权力提供了滋生的土壤。信息通过报纸、杂志迅速传播,小说、戏剧等改编作品更是将事件夸大化。一旦有人通过控制大众传媒掌握了这种代表民意的话语权,就相当于掌握了一种情绪武器,利用舆论压力置对手于死地。

所以不难看出,在中国的近代政治文化中,公众同情实际上扮演了一种双刃剑的角色。

很难想象,如此薄的一本书竟然探讨了民国政治、军阀威权、法理、女性、公共领域、现代性、国家的想象、传媒力量等诸多话题。作者言简意赅、行文流畅,史料运用做了最简化的处理,但完全不影响对观点的阐述。

联系当下的网络舆论

当今自媒体盛行的时代,这种公众同情同样层出不穷。当中国传统中的“情”、“义”触及司法时,键盘手们个个成为了“情”的卫道者。集体情绪挑战着司法的底线,网络舆论铺天盖地。而当这张网越来越密的时候,逐渐出现了网络暴力的不良影响。

近日江歌事件引起了轰动反响。民众在道德层面上指责刘鑫的冷漠,甚至在网上公布她的个人信息。舆论一边倒的形势让整件事往另一个方向发展。人们甚至忽视了在法律层面上还有真正的杀人凶手等待司法的裁决。他们希望通过社会公德裁决刘鑫对“情”的冷漠,却也在网络暴力中化身了另一把剑。民众的非理性化无疑使事件变得更加错综复杂。而后又会不会有事件的翻转使舆论再次发生大转变呢?

这是个典型的个例,还有更多例子可以说明。如今新兴网络媒体如微博、微信的崛起同样也在社会集体情感的塑造、传播过程中起到了巨大作用。当我们再重新审视这些网络事件时,是否能够理性对待?

回到最初的问题,公众情感真的能凌驾于现代法律规范之上吗?答案自然是不能。林郁沁的这部作品不仅仅是向我们揭示了近代中国以来公众同情在社会变化发展中的作用,其更大的意义在于向我们揭示了——道德与法律应当并驾同驱的道理。两者共同在引导社会言论、规范社会行为中发挥作用,才能更好地规范、维护社会秩序,而如何掌握好这两者间的平衡,正是我们应该思考的。

然而作者给自己设下了一个陷阱,在厘清了法治、礼治、人情、时局、传媒、公共领域间的复杂关系之后,她不合时宜地提到了冯玉祥在三个刺杀案中举足轻重的作用,极有可能,这三个案件的最终走向就是被冯玉祥所左右,或者说是被以冯玉祥为中心的国民党和军阀间混乱的权力网络所决定的。那么这本书的核心观点和一切论述都可以宣告无意义。

在承认作者观点的前提下,最令人唏嘘的是最后一部分施剑翘在毛时代的遭遇。一个智谋足以解构民国司法、影响公共性建构的才女居然在反右和文革时期无法做任何有用的抵抗,可见当时意识形态的严密和恐怖。

《施剑翘复仇案》读后感:书评节选—反思部分

作者是否夸大了大众媒体的作用?在林郁沁看来,“公众同情”是一种随着大众媒体兴起后产生的“新”的情感体验。可是,“情”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悠久历史。比如,在没有大众媒介的春秋时期,就有众怒一说。(《左传•襄公十年》就有讲到“众怒难犯”)既然有众怒,是否也可能有“公众同情”?难道同情的公众主体只能被大众媒体询唤出来?

其次,作者先验地把公众同情与女性及女性的现代主体性连接,是否太过粗糙?尽管施剑翘案是女性所为,但它激发的“情感”却未必是女性特质的。在缺乏严谨考证的情况下,盲目地下此论断,不仅将“公众”狭隘化了,也导致了研究逻辑的前后矛盾:一边反对情感-理性的两极化分,但另一边又将公共情感“女性化”,以此区隔哈贝马斯所谓的男性主导的理性公共领域,强化着情与理的对立格局。

另外,“情感研究”是一个很庞大的话题。正如先前提到的,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以及新闻传播学等许多学科都在“情感”路径留下了脚印,仅仅一本《施剑翘复仇案》所能窥探的范围十分有限。

《施剑翘复仇案》读后感:集体情感的塑造:古今亦同理

1935年11月,施剑翘在天津佛堂刺杀孙传芳之事堪称民国奇案。事后,举国媒体皆起而响应,不仅各类或真或假的新闻报道充斥版面,而且围绕此案件相继出现了许多杜撰小说、评书乃至戏剧。如作者所言:在一个大众媒体盛行的时代,她的复仇得以从一开始就成为公众消费的对象。

在当日的媒体笔下,施剑翘被塑造为“女中豪杰”、“复仇侠女”等威武不屈之形象。与之对照的孙传芳则是一位“声名狼藉”的下野军阀。随着案件的审理以及媒体舆论的不断造势,社会民众对施剑翘刺杀行为渐生同情,亦对其为父报仇的动机给予理解。最终,此事以南京政府发布特赦令而收场。

北伐之后,党国体制初始,南京政府试图建立一种适用于中国威权体制。但在另一方面,1930年代前后同样也是市民社会快速发展跃进的岁月,尤以层出不穷的各类报刊媒体为代表。本书作者林郁沁便异常敏锐地发现了这两点间的微妙联系,试图以施剑翘刺孙案前后发展为线索,进而考察公众情感与社会政治事态间的互动关系。

实际上,关于此问题的探讨势必牵扯到长久以来中外学界对近代中国是否存在所谓“公共领域”问题的纷争。按照作者自己说法便是想跳过“近代中国是否存在市民社会”又或“近代中国是否有所谓西方意义上公共领域”的问题,而是希望说明如下这点:近代中国历史上,集体情感的真实性往往能成为比哈贝马斯所谓现代西方市民社会的理性沟通方式更为强大的规范力量,并驱动全社会层面上的集体政治参与。

总体而言,作者在此问题上的努力应算是成功的。至少为旁人提供了一个观察近代中国社会集体情感构建、传播及保存的全新角度。同时,她很巧妙地将中国传统价值观中的“情”、“法”关系与1930年代前后种种社会事态相勾连,透过对舆论报道方式、辩护措辞等话语的文本分析来诠释整个案件审理过程中民众情感的起承转合。作者专注于大众同情在此事件中所发挥批判作用,但她也指出当时新兴的大众舆论也有着极易受到操控的特征。不过,可惜的是未能在方面加以展开,以至让人觉得作者忽略了其他层面尤其是当时各类政治势力的影响。

案发后,便有人揣测施剑翘背后恐有蒋、冯之流的奥援。孙传芳的密友,曾任北洋政府农商部部长的杨文凯便称:“之所以敢于从容杀人,料到事后必被赦免其罪,不言而喻,她是有强有力的背景的。”实际上,施剑翘本人便与蓝衣社成员如张克瑶等有过接触,甚至加入过蓝衣社旗下的暗杀组织。另一方面,作者认为南京政府之所以颁发特赦令乃是为了响应舆情并希望借此扩展政府对于市民社会的影响力。而作为革命政权,国民党政权对于暴力文化也常持默许甚至赞赏的态度。但是,此类解读可能过于简单化,未能梳理事件与媒体背后的实际政治网络。另若究其本源,似乎还是未能摆脱党国史观的阴影,很大程度上仍是继承国民党对北洋时代的解读。

此外,该著作中所描述的媒体生态与集体情感的塑造完全可与当下中国社会实态相对照。当时的南京政府绞尽脑汁地招架层出不穷的报刊媒体,正如今日政府千方百计地应对网路新媒体的崛起。同样是都是一种威权体制与新崛起媒体之间的互动过程。在各类今日社会事件中,微博等网络媒体在社会集体情感的塑造、传播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正如当时新兴报刊、电台等媒体在“施剑翘案”中所起的作用一样。然而,若我们在多年后重新审视今日的诸多网络事件时,除了关注文化传播层面的话语分析以外,或许同样应该注意到这些事件背后的政治潜流。

《施剑翘复仇案》读后感:公众情感到底应该置于司法之上/下?

民国24年冬月十三,天津早已入冬,还下起了雨,那天下午南马路清修院居士林正在举行诵经仪式。众目睽睽之下,一名女子突然掏出枪,砰砰砰,朝面前一跪拜的男子连开三枪:第一颗子弹由前额射出,脑髓溅流,第二颗由右太阳穴射入,左额穿出,第三颗射中腰部,前胸透出,男子众当场毙命。

被打死的正是——直系军阀首领,有“东南王”之称的——孙传芳。不过,早在8年前,在北伐中,孙传芳大败于蒋介石,此后就退出江湖,隐居天津,皈依佛门。

凶手叫施剑翘,不到30岁。当场被警员带走。

其实,当时社会上暗杀、凶杀、仇杀也不是什么稀罕事。比如,1932年9月,郑继成为叔叔报仇杀死退休军阀张宗昌。就在这场凶杀前几个月,一个名为刘景桂的女人杀死情敌,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刘不服上诉后,却被判了无期徒刑。

但就是这样一个已不那么稀奇,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案子,却在全国引起轩然大波,一审天津地方法院判决有期徒刑10年,二审河北省高等法院判处7年监禁,但不到一年后,施剑翘又被国民政府特赦。从入狱到释放,施剑翘仅坐牢11个月。

为何?

这就是美国学者林郁沁(Eugenia Lean)的著作《施剑翘复仇案:民国时期公众同情的兴起与影响》所探讨的问题。中译本主标题看起来像一部武侠小说,其实原著主标题就是Public Passions,可能是现在学术著作不好卖,不得已而为之吧。

林郁沁,是现代中国史专家,目前就职于哥伦比亚大学。这本书出版之后就很快引起中国研究学界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评价,当年即被美国历史研究学会授予费正清奖,年度东亚研究最佳著作。

根据林郁沁的研究,施剑翘光天化日下的“恐怖行径”,从判处10年到特赦,完全是在当时时代背景下各方竞合博弈的结果。尤为是,在当时消费文化和大众文化勃兴状态之下,公众同情——有别以往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情”——起到特别重要的作用。

从施剑翘和其律师团队来说,极力将此次凶杀打上“孝”、正义、英雄主义等标签。她在凶杀现场大量散发传单,并主动等候警员前来捉拿。狱中,还多次召开新闻发布会,会见记者,将遗书等传递给媒体。借助大众传媒,突显凶杀的正当性,施剑翘的父亲施从滨在战争中被孙传芳部队所俘虏,并被斩首示众。其父生前正直,死亡给家庭带来巨大灾难。而孙传芳则被描述为贪婪的军阀,勾结日本卖国。

也许的确因为施剑翘娴熟地运用媒体。案情、背景和审批进展被媒体进行了连篇累牍的报道,还被改编为戏剧、广播剧、小说。媒体形象中,侠女、巾帼英雄、花木兰、爱国等都成为刻画施剑翘的关键词。这个案件被社会广泛关注,引起巨大的公众同情。全国妇女会,江宁、扬州、江都妇女会,旅京安徽学会,安徽省立徽州师范等团体纷纷通电呼吁特赦。冯玉祥同李烈钧、于右任、张继、宋哲元等大佬也出面救援。

对于法院来说,承受着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但强烈反对“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等传统伦理来干涉审判,而极费力气地找到一个“司法悯恕”的概念来为施剑翘开脱,在回应大众同情的同时,力图保持法院的中立姿态。

但政府又有政府的考虑。当时国民政府只是现实名义上的统一,国内军阀派系众多,各自为政,所以,加强中央集权是重要方向。在种种考虑之下,由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司法院院长居正签署特了赦令。一来,民心可用,政府可以作为和民众站在一起的姿态,无疑有利于笼络民心。二来,改变法院判决,其实是变相地强化控制法院这个自行其是的力量。

但甘蔗没有两头甜,政府特赦的同时,其实也为自己挖了一个坑:承认了这种暴力的合法性。而国家政府本来应该是,合法垄断暴力的唯一主体。

这本书,通过这样一个案件,呈现了民国时期大众、传媒、司法、政治等等错综复杂的关系和互动。非常有趣。

当然,即便在今天,我们仍然值得思考,公众情感到底应该在司法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法律是唯一准绳?抑或,有人所言的“审判工作人民群众满意是最高标准”?

《施剑翘复仇案》读后感:父仇女报,死罪可逃?

1935年11月13日,在天津南马路清修院居士林主持诵经仪式的下野军阀孙传芳被普通女子施剑翘枪杀。所谓“血溅佛堂”的刺孙事件,在后世以小说、戏剧、传记文学和广播影视作品的形式广泛流传,作为民国年间所谓的“奇闻异事”和“血案秘闻”之一,被几代文人墨客不厌其烦地描述得绘声绘色。七十年后,任教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的林郁沁跳出民间故事的叙事窠臼,以历史学家的眼光重新审视施剑翘案,通过梳理案件的来龙去脉,研究时人对案件的态度,媒体关于案件的讨论,以及审判前后国家司法部门与中央党部、高层人物之间的复杂博弈,为观察上世纪三十年代大众生态和政治文化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施剑翘杀人事件本身并不复杂。她刺杀孙传芳是为了报其父施从滨十年前被孙俘虏并残忍杀害的血海深仇。复杂在于此案发生之后的各方争执。施剑翘通过召开新闻发布会、接受采访等各种“表演形式”,反复向公众陈情、诉苦,将自己打造成一个替父报仇的孝女和道德完人的正义形象。大众受其感染,响应极为热烈,其情绪经过追求轰动效应的媒体的推波助澜,使有利于施剑翘的消息通过各种方式不胫而走,施剑翘受到舆论的广泛赞美与肯定。在这种近似于一边倒的意见之下,受害者家属希望完全依法判案的呼吁显得极为微弱。认为杀人者不过是受传统报仇雪恨的狭隘观念驱使的左翼文人激烈批判的声音亦显得边缘化。最后,司法部门在无法完全忽视大众的意见的前提下,判处施剑翘七年有期徒刑。无奈各种大众媒体和团体仍紧跟不放,直接对中央党部游说和请愿,使得党部以党权干涉司法,施剑翘被国民政府特赦。

林郁沁描绘了各方关于此案在台前的意见交锋和幕后的力量博弈,使得一种关于情与法的伦理紧张主题凸显出来。众所周知,如果在具有源远流长的契约精神和法制传统的西方,司法审判极力将情感因素排斥在外,两者可能不太会相互冲突。但由于中国一直以来法律儒家化,对各种各样的“情”都予以包容。尤其是“百善孝为先”和“亲亲相隐”的道德理念,以及以调节代替诉讼的儒家传统,使得有时以情黜法成为可能之事。落实到施剑翘案上,公众认为,替冤死的父亲报仇实为值得歌颂的义举,因此先天带有正义性。何况北洋时代的冤情已经无法通过国民政府的法律解决。据说孙传芳在当时又与日本有所勾结,是所谓的“恶人”,因此法律应该网开一面。

但是,当时已非传统社会,晚清法制改革、民初引进西方法制、五四对儒学传统的批判,从理论上早已将情的因素驱逐于法律之外。对于建设以司法公正为特征的现代国家为目标的国民政府,法律判决似更不应走回头路。但由于当时有整个县或省以党部的名义上书中央请求必须要宽大处理,并引发党内大员如冯玉祥的斡旋,使得大众和舆论的压力过于强大,最后虽经司法终审判决,却被一纸中国特色的“特赦令”而由国家默认施剑翘复仇的正当性。

如果说对中国特色的情与法的冲突是分析亮点,更值得一提的是,林郁沁还以此为基础,探讨了近代以来公众同情对中国政治文化所起的影响作用。可以看到的是,若非大众旷日持久的宣传和请愿运动,对司法部门和国民党施以压力,真正实现特赦施剑翘,以情黜法似乎是不大可能之事。尤其是近代大众传媒的兴起,为传播信息提供了一种最为便捷的手段,给公众提供了一个新的表达意见的机会,使大众意见以所谓的民意更好地表达出来。他们可以通过报纸杂志的宣传,结社、请愿和游行等各种各样的方式,对官方进行游说,试图让自己的意见影响政治。林郁沁对此似乎有着颇为独特的认识,认为此种公众同情的情绪,虽然无形,实际上却形成了一个新的权威,小到影响司法,大到影响国家政策,在近代政治文化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于此种态度,林郁沁也有所警觉,认为它可能会代表正义,起到弥补国家法律不足的作用;或是一种批判的力量,从某一方面冲击了党治,以其独特的方式构成政治参与。但是从负面上讲,跳出施剑翘案,可以发现公众的同情也有可能是非理性的。尤其被大众媒体操纵以后,可能使此种意见成为一种极端性的诉求。这种诉求积累到一起,可能取得无可匹敌的话语权,编织成一个铺天盖地的网络,逐渐形成了一种无可置疑的民愿或民意。谁掌握了这种代表民意的话语权,就可能以情为武器,达到置对手于死地的目的。典型如北伐时期因“民怨极大”而进行的私自枪杀,土改中的诉苦运动,“文化大革命”的各式判决大会等。不难看出,在中国近代的政治文化中,公众同情实际上扮演了一种双刃剑的角色。

林郁沁的研究,就是意欲以施案为个案,来观察这种公众同情是如何在民国时期兴起的。虽然,施案发生的1930年代中期未必真的是一个开端,但其以小见大的研究和非常敏锐的问题意识非常值得称道。就如孔飞力的《叫魂》通过一个剪辫案引出一系列复杂分析一样,林郁沁通过小小的施案,引申出各方矛盾,情法冲突,进而上升到民国时期大众生态和政治文化生态的分析,其扩展能力似乎不在孔飞力之下,让人叹服。正由于此,使本书在2007年获得“费正清奖”,即该年美国历史学会东亚研究领域最好的著作。本书对读者最大的启示便是,如何从一种新的角度去看待普通的历史事件。因为如此一个普通案件,在一般中国的研究者看来,且不说根本无法成为一篇硕士论文,更遑论一本不薄的著作。此种问题意识和研究思路,似乎永远是值得中国同行借鉴的。

《南方都市报》2011年6月26日

《施剑翘复仇案》读后感:父仇女报,死罪可逃?

1935年11月13日,在天津南马路清修院居士林主持诵经仪式的下野军阀孙传芳被普通女子施剑翘枪杀。所谓“血溅佛堂”的刺孙事件,在后世以小说、戏剧、传记文学和广播影视作品的形式广泛流传,作为民国年间所谓的“奇闻异事”和“血案秘闻”之一,被几代文人墨客不厌其烦地描述得绘声绘色。七十年后,任教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的林郁沁跳出民间故事的叙事窠臼,以历史学家的眼光重新审视施剑翘案,通过梳理案件的来龙去脉,研究时人对案件的态度,媒体关于案件的讨论,以及审判前后国家司法部门与中央党部、高层人物之间的复杂博弈,为观察上世纪三十年代大众生态和政治文化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施剑翘杀人事件本身并不复杂。她刺杀孙传芳是为了报其父施从滨十年前被孙俘虏并残忍杀害的血海深仇。复杂在于此案发生之后的各方争执。施剑翘通过召开新闻发布会、接受采访等各种“表演形式”,反复向公众陈情、诉苦,将自己打造成一个替父报仇的孝女和道德完人的正义形象。大众受其感染,响应极为热烈,其情绪经过追求轰动效应的媒体的推波助澜,使有利于施剑翘的消息通过各种方式不胫而走,施剑翘受到舆论的广泛赞美与肯定。在这种近似于一边倒的意见之下,受害者家属希望完全依法判案的呼吁显得极为微弱。认为杀人者不过是受传统报仇雪恨的狭隘观念驱使的左翼文人激烈批判的声音亦显得边缘化。最后,司法部门在无法完全忽视大众的意见的前提下,判处施剑翘七年有期徒刑。无奈各种大众媒体和团体仍紧跟不放,直接对中央党部游说和请愿,使得党部以党权干涉司法,施剑翘被国民政府特赦。

林郁沁描绘了各方关于此案在台前的意见交锋和幕后的力量博弈,使得一种关于情与法的伦理紧张主题凸显出来。众所周知,如果在具有源远流长的契约精神和法制传统的西方,司法审判极力将情感因素排斥在外,两者可能不太会相互冲突。但由于中国一直以来法律儒家化,对各种各样的“情”都予以包容。尤其是“百善孝为先”和“亲亲相隐”的道德理念,以及以调节代替诉讼的儒家传统,使得有时以情黜法成为可能之事。落实到施剑翘案上,公众认为,替冤死的父亲报仇实为值得歌颂的义举,因此先天带有正义性。何况北洋时代的冤情已经无法通过国民政府的法律解决。据说孙传芳在当时又与日本有所勾结,是所谓的“恶人”,因此法律应该网开一面。

但是,当时已非传统社会,晚清法制改革、民初引进西方法制、五四对儒学传统的批判,从理论上早已将情的因素驱逐于法律之外。对于建设以司法公正为特征的现代国家为目标的国民政府,法律判决似更不应走回头路。但由于当时有整个县或省以党部的名义上书中央请求必须要宽大处理,并引发党内大员如冯玉祥的斡旋,使得大众和舆论的压力过于强大,最后虽经司法终审判决,却被一纸中国特色的“特赦令”而由国家默认施剑翘复仇的正当性。

如果说对中国特色的情与法的冲突是分析亮点,更值得一提的是,林郁沁还以此为基础,探讨了近代以来公众同情对中国政治文化所起的影响作用。可以看到的是,若非大众旷日持久的宣传和请愿运动,对司法部门和国民党施以压力,真正实现特赦施剑翘,以情黜法似乎是不大可能之事。尤其是近代大众传媒的兴起,为传播信息提供了一种最为便捷的手段,给公众提供了一个新的表达意见的机会,使大众意见以所谓的民意更好地表达出来。他们可以通过报纸杂志的宣传,结社、请愿和游行等各种各样的方式,对官方进行游说,试图让自己的意见影响政治。林郁沁对此似乎有着颇为独特的认识,认为此种公众同情的情绪,虽然无形,实际上却形成了一个新的权威,小到影响司法,大到影响国家政策,在近代政治文化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于此种态度,林郁沁也有所警觉,认为它可能会代表正义,起到弥补国家法律不足的作用;或是一种批判的力量,从某一方面冲击了党治,以其独特的方式构成政治参与。但是从负面上讲,跳出施剑翘案,可以发现公众的同情也有可能是非理性的。尤其被大众媒体操纵以后,可能使此种意见成为一种极端性的诉求。这种诉求积累到一起,可能取得无可匹敌的话语权,编织成一个铺天盖地的网络,逐渐形成了一种无可置疑的民愿或民意。谁掌握了这种代表民意的话语权,就可能以情为武器,达到置对手于死地的目的。典型如北伐时期因“民怨极大”而进行的私自枪杀,土改中的诉苦运动,“文化大革命”的各式判决大会等。不难看出,在中国近代的政治文化中,公众同情实际上扮演了一种双刃剑的角色。

林郁沁的研究,就是意欲以施案为个案,来观察这种公众同情是如何在民国时期兴起的。虽然,施案发生的1930年代中期未必真的是一个开端,但其以小见大的研究和非常敏锐的问题意识非常值得称道。就如孔飞力的《叫魂》通过一个剪辫案引出一系列复杂分析一样,林郁沁通过小小的施案,引申出各方矛盾,情法冲突,进而上升到民国时期大众生态和政治文化生态的分析,其扩展能力似乎不在孔飞力之下,让人叹服。正由于此,使本书在2007年获得“费正清奖”,即该年美国历史学会东亚研究领域最好的著作。本书对读者最大的启示便是,如何从一种新的角度去看待普通的历史事件。因为如此一个普通案件,在一般中国的研究者看来,且不说根本无法成为一篇硕士论文,更遑论一本不薄的著作。此种问题意识和研究思路,似乎永远是值得中国同行借鉴的。

韩戍

□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上海

《施剑翘复仇案》读后感:孝女施剑翘佛堂射杀军阀孙传芳案

读了《施剑翘复仇案》这本书后,才得知军阀孙传芳被施剑翘经过长达十年的精心策划射杀在佛堂上。同时从书中也得知,另一个军阀,外号狗肉将军的张宗昌也被为了报私仇所刺杀,两个杀人法的下场一样,经过审判蹲了几年班房后都得到了政府的特赦,获得自由身;抗日战争时期,施剑翘的个人复仇史正和为国报仇的号召,成为爱国妇女的代表,发动合川献机运动,所谓用污水把自己洗的干干净净。民国史之复杂和混乱,传统与现代的纠结从这本书就可以窥见一隅。

案情并不复杂,1935年11月13日,在天津南马路清修院居士林主持诵经仪式的下野军阀孙传芳被普通女子施剑翘枪杀,这就是民国轰动全国的所谓“血溅佛堂”的刺孙事件,在审判阶段以及后世,这个事件被以小说、戏剧、传记文学和广播影视作品的形式广泛流传。施剑翘杀人事件本身并不复杂。她刺杀孙传芳是为了报其父施从滨十年前被孙俘虏并残忍杀害的血海深仇。

七十年后,任教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的林郁沁以历史学家的眼光重新审视施剑翘案,基于此案发生之后的各方争执带来的复杂性,这个案子的后面的复杂性,就表现在传统儒家的以情为核心的伦理本位和移植于以契约精神和法制传统的西方政治制度的冲突;为了维护公共秩序的侠客义举和无能官员之间的冲突;更值得一提的是,林郁沁还以此为基础,着重探讨了近代以来公众同情对中国政治文化所起的影响作用。

中国在汉独尊儒术引经注律来,礼的核心“情”成为了决断重大案子与处于困境中的案子的最终依据,“百善孝为先”承认了“孝”的基础地位和“亲亲相隐”赋予了复仇的道德义务的合法性和正义性。施剑翘事件发生后,通过召开新闻发布会、接受采访等各种“表演形式”,反复向公众陈情、诉苦,将自己打造成一个替父报仇的孝女和道德完人的正义形象。儒家认可的这两大美德落实到施剑翘案上,导致大众受其感染,响应极为热烈,其情绪经过追求轰动效应的媒体的推波助澜,使有利于施剑翘的消息通过各种方式不胫而走,施剑翘受到舆论的广泛赞美与肯定,整个舆论一致认为替冤死的父亲报仇实为值得歌颂的义举,其是一种正义的行为,不仅不应该得到惩罚,还应得到赞美。再加上据说孙传芳在当时又与日本有所勾结,是所谓的“恶人”,在这种近似于一边倒的意见之下,受害者家属希望完全依法判案的呼吁显得极为微弱。司法部门在无法完全忽视大众的意见的前提下,判处施剑翘七年有期徒刑,最后被一纸中国特色的“特赦令”给予了其自由身,国家默认施剑翘复仇的正当性,导致这一切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整个县或省以党部的名义上书中央请求必须要宽大处理,大众旷日持久的宣传和请愿运动,使得大众和舆论的压力过于强大,对司法部门和国民党施以压力,是施剑翘获得特赦于轻判的主要原因,可以说这是以情黜法的典型。

按照对现代化的理解,司法审判不仅讲的制度上的独立性,而且极力将情感因素排斥在外,民国已经经过了晚清法制改革、民初引进西方法制、五四对儒学传统的批判,从理论上早已将情的因素驱逐于法律之外,对于建设以司法公正为特征的现代国家为目标的国民政府,司法审判更应该得到制度上的保障。施剑翘之所以会获得这么一个善果,基于许多原因,一个是以党代国导致了对司法独立体制的侵蚀,这是其能获得轻判和特赦的主要原因;一个就是近代大众传媒的兴起,为传播信息提供了一种最为便捷的手段,给公众提供了一个新的表达意见的机会,使大众意见以所谓的民意更好地表达出来,政府代表民意却是民主时代政治的基本逻辑,国民政府的党国威权体质为了取信于民,不得不随所谓的民意,导致了对司法独立的侵蚀。

林郁沁写这本书,还隐喻了她独特的视角,认为此种公众同情的情绪,虽然无形,实际上却形成了一个新的权威,小到影响司法,大到影响国家政策,在近代政治文化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林郁沁也敏锐的警觉到,这个无形的公众同情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不同事件上有不同的表现,也许会代表正义,起到弥补国家法律不足的作用;或是一种批判的力量,从某一方面冲击了党治,以其独特的方式构成政治参与。但是从消极负面上也可以看到,公众的同情也有可能是非理性的。尤其被大众媒体操纵以后,可能使此种意见成为一种极端性的诉求。这种诉求积累到一起,可能取得无可匹敌的话语权,编织成一个铺天盖地的网络,逐渐形成了一种无可置疑的民愿或民意。谁掌握了这种代表民意的话语权,就可能以情为武器,达到置对手于死地的目的。典型如北伐时期因“民怨极大”而进行的私自枪杀,土改中的诉苦运动,“文化大革命”的各式判决大会等。

这本书的副标题是“民国时期公众同情的兴起与影响”,从副标题就可以看出来这本书的主题,那就是公众“舆论”对这个事件的影响力和评判。在中国战国年代,虽然“孟子”就提出了“民意”为国之根本的看法,但其实在长达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历史中,民意根本无足轻重,原因就在于国家的话语权掌握在获得了学位的有文化和知识的儒士手中,所谓大传统和小传统的分野,虽儒家希望尽可能广泛地与百姓分享知识,以达到教化的目的,但是白话文和文言文的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地位的不平等以及受教育人的非常少,导致了许多平民百姓也没机会和能力分享读写能力以及学问,结果导致了儒家的教育最后还是保留在上层社会的内部了,这样一套可以为大众和儒家共享的思想需要的话语并没产生,使得大部分中国人无法真正参与公共事务。民国之所以会出现公众同情的兴起,并且影响了国家的政治、社会和法制,原因就在于,这个阶段白话文报纸的兴起,他们可以通过报纸杂志的宣传,结社、请愿和游行等各种各样的方式,对官方进行游说,试图让自己的意见影响政治。西方教育在民国的举办开展以及大量的可以和普通百姓沟通共享的词语从日本的翻译介绍,为中国普通百姓参与公共事务提供了语言这个媒介。

本文由云顶娱乐发布于书评,转载请注明出处:施剑翘报仇案

关键词: 云顶娱乐网址 云顶娱乐

哪些是魏晋之风,818癫狂魏晋的牛人读后感精选

问题: 清谈误国,实干兴邦!你对魏晋之风怎么看? 《818疯狂魏晋的牛人》是一本由姚胜祥著作,万卷出版公司出版...

详细>>

烟花春梦,东门庆的大老婆吴月娘是个怎么样的

问:北门庆的大老婆吴月娘是个怎么着的人? 《烟花春梦》是一本由曹Arthur文章,香港(Hong Kong卡塔尔文具店出版社...

详细>>

【云顶娱乐网址】经典读后感10篇,鲁迅为它谢绝

一 《小John》是一本由 F.望·蔼覃文章,北方妇孙女童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6.00元,页数:141页,特精...

详细>>

云顶娱乐网址贾青(jiǎ qīng 卡塔 尔(英语:S

贾青、钟汉良剧照 贾青版阿紫剧照搜狐娱乐讯由著名导演赖水清执导,钟汉良、贾青、韩栋等主演的金庸武侠巨制新...

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