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顶娱乐】孙犁散文集,及其它史传散文

日期:2019-07-08编辑作者:现代文学

读《旧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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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旧唐书》

01班固生平简介

  《旧唐书》,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共三十二册,价七元八角八分,削价出售之书也。记得此书,六十年代初,购于天祥二楼,抱书出商场后门,路有煤屑,滑倒,幸未跌伤,兴致仍不减。

班固,东汉人,字孟坚,扶风安陵人,现在的陕西咸阳。生于光武帝建武八年,也就是公元32,卒于汉和帝永元八年,也就是公元92,活了六十岁。

  此书,前有明人杨循吉、文征明、闻人铨三序,皆述重刊之由,旧书之佳。末有清人沈德潜一跋,对于此书校刊经过及其源流特点,叙述简明扼要,抄录如下:

这个时代社会恢复了统一安定的强盛,对班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班固生于世宦之家,父亲班彪是当时的著名学者,著有《亡命论》、《北征赋》,并着手写汉朝历史。

  旧唐书成于后晋时宰相刘昫。因吴兢、韦述、柳芳、令狐峘、崔龟从诸人所记载而增损之。宋仁宗朝,奉诏成新唐书,而旧书遂废矣。后司马光作《资治通鉴》,转多援据旧书,以新书中所载诏令奏议之类,皆宋祁刊削,尽失本真,而旧书独存原文也。二书之成,互有短长。新书语多僻涩,而义存笔削,具有裁断。旧书辞近繁芜,而首尾该赡,叙次详明,故应并行于世。

他出生在这个时代,给他写《汉书》提供了一个好的基础。

  耕堂曰:沈德潜的这段话,是很有见解的,所论甚是。中国传统,异代编史,也是有道理的。时近,固然容易翔实,然遇有忌讳之处,则反不如过一个时期,容易下笔。但也不能时间过长,要适时为之。有些历史现象,时间太长,后代人就难以想象,只能靠传说,仿佛其梗概。例如“文化大革命”,虽只历时十几年,青年人就难以印证。有时,甚至说也说不清楚。所以,每一种史书之成就,多是既有当时官方记录,又有同时代私人的多种记载,再经大手笔,总汇成书,垂诸后世。

班彪在文学上有一定的成就,班固受到了家庭很大的影响,如学术上潜心学习经学章句;喜欢文学创作。二十三岁时,父亲去世,他专心从事著史——《汉书》。后被人告发为私改国史,班超上书说情,班固才得以继续写作。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写成了《汉书》。班固还创作了许多文学作品,在经学上也很有造诣。

  在文字上,也没有成法。“义存笔削,具有裁断”,固然不错。如果弄得过头,就会失去多数的读者。我觉得,如能多存史实,文字即使繁芜一些,对于后人来说,还是有好处。

他的成功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学术方面的影响,另一个是天资聪明,9岁就可以读诗书,词赋。

  人们读的是历史,要求多知道一些事情,记事详尽,文字又美,当然好。只求简练,减去内容,就不能叫做好史书了。

班固还参加过出击匈奴的战斗,并大获全胜,写赋记录战功。汉和帝时,班固遭免官,被洛阳令逮捕入狱,后死于狱中,终年六十一岁。班固的生平与司马迁有相似之处,但思想上却不同,班固的思想更接近儒家传统。

  所以,笔削之说,常常是靠不住的。很多生动材料,存在于原始记录之中,后人笔削之时,常将一些灵魂性的材料,以各种理由删去,就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

他和史马迁,生平相似,思想不同。

  我就爱读“繁芜”的史书。

汉武帝实行法家的思想,但是知识分子也是相对自由的,他的思想更接近于东汉时期的儒家正统。这是和司马迁不一样的。那班固的记录,更多是史实,没有那么多作者的感情和评论。

  史书一事,甚难言矣。司马迁一家之言,起自荒古,迄于汉武。其所据,有传说,有载记,有创意。要之,汉以前为笔削前人记载,定其真伪;汉以后,则为他家世职业所在。

02《汉书》的体例

  然人际关系,语言神态,全部实录乎?抑有所推演乎?后人不得而知。历史无对证,正如死人无对证一样。唯其无考,人皆信之,无二言也。此太史公著述质量所致,非其他人所能勉强。太史公著述,以客观取实为主,而贯以主观感情之激越。遂使古今之情一致,天人之理合一。史实之中,寓有哲理,琐碎之事,直通大局。后之史书,求其真实,已属不易,文史之美,无能与比者矣。

《汉书》是《史记》后又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的通史。

  (二)魏征

《汉书》专门记述汉代的历史,汉以前的历史司马迁已经记述得很详细了,所以班固就关门记载西汉一代的历史,当然也有为汉代歌功颂德的目的。

  魏征传,在《旧唐书》卷七十一。传颇长,独占一卷,是名臣良将才能有的。

《汉书》的写作是从班彪开始的,班固用了二十多年完成了《汉书》的大部分,后由班昭、马续全部完成。一部《汉书》,算起来作者有四个人,班彪,班固,班昭,马续,主要是班固写的。

  传称:魏征字玄成,巨鹿曲城人也。……少孤贫,落拓有大志,不事生业,出家为道士。好读书,多所通涉,见天下渐乱,尤属意纵横之说。

《汉书》的记事从汉高祖元年到王莽地皇四年,共229年的历史。全书共100篇,由12篇本纪、70篇列传、8篇表、10篇志组成。

  魏征文章做得很好。先为元宝藏典书记,李密很欣赏他的作品。传中引了他为李唐安辑山东时,写给徐世勣的信,内有:

03《汉书》的内容

  自隋末乱离,群雄竞逐,跨州连郡,不可胜数。魏公(指李密)起自叛徒,奋臂大呼,四方响应,万里风驰,云合雾聚,众数十万。威之所被,将半天下。破世充于洛口,摧化及于黎山。方欲西蹈咸阳,北凌玄阙,扬旌瀚海,饮马渭川。翻以百胜之威,败于奔亡之虏。因知神器之重,自有所归,不可以力争。……

《汉书》记载的是西汉时代的历史,思想倾向与《史记》有所不同,这是因为时代不同了。

  等语。可略见其措词说理之工。但魏征所学为纵横之术,也就是帝王之学,其目的是辅佐王朝,展其抱负。这就是秦李斯,汉张良,三国诸葛亮所追求和实践的那种学问。他读书,并不是为了当作家或学者。《四部丛刊》中,有一部《群书治要》,就是他广泛读书的摘要。流传至今,学术价值很大。

《汉书》突出表现了当年的封建正统思想,班固写游侠列传是为了批评游侠的行为危害了统治者的利益,是这站在统治者立场上进行写作的。

  治国安邦,魏征用的是儒术。

当时的正统思想是提倡忠君、报国,班固就不惜余力的表现赞扬这种品质。如《苏武列传》就表现了人物的忠君报国品质。班固还赞扬有高尚品质、聪明才干、卓越功绩的人物。

  传载:征性非习法,但存大体,以情处断。我们不能把他列入法家。

另一方面,班固继承了《史记》的实录传统,敢于暴露批判社会的黑暗,甚至对于汉武帝也给予了一定的批评。

  当个法家,其实也并不容易。文词,口才,胆识,学问,缺一不可。“四人帮”以法家自居,看看他们的文章、学问,实在没有一人够格。他们以为法家就是打棍子,造冤案,是把中国的法家贬低成酷吏了。

04汉书的写作特点

  魏征善于争谏,为历代所称赞。魏征在事唐太宗之前,曾事李密、窦建德、建成,这些人都是唐太宗的敌人。唐太宗曾说:“朕拔卿于仇虏之中,任公以枢要之职。”就是指此。君臣相得,善始善终,是很不容易的。我们也可以想象,魏征当时处境也有艰难之处。传中有一段他和太宗的对话,可以看出魏征在争谏时的审慎态度。

在二十四史中,《汉书》的成就和影响仅次于《史记》。做为一部历史散文,它有自己的独特之处,令人称道的地方。

  太宗曰:然征每谏我不从,发言辄即不应,何也?对曰:臣以事有不可,所以陈论。若不从辄应,便恐此事即行。帝曰:但当时且应更别陈论,岂不得耶?征曰:昔舜诫群臣,尔无面从,退有后言。若臣面从陛下,方始谏此,即退有后言。岂是稷契事尧舜之意耶?帝大笑曰:

班固继承了司马迁注重人物刻划的传统,通过富于个性特征的行动和语言突出主人公的思想品质,塑造了许多栩栩如生的人物。他推崇那些忠君爱国之人、特立独行之士,憎恶荒淫昏暴的帝王、外戚和幸佞,尤其痛恨篡权窃国的“乱臣贼子”,每遇这种人物,都要尽全力刻划,使其形象格外鲜明。

  人言魏征举动疏慢,我但觉妩媚,适为此耳。征拜谢曰:

书中的《李陵传》、《苏武传》、《霍光传》、《外戚传》、《王莽传》等,都写得深具匠心,相当精彩。

  陛下导之使臣言,臣所以敢谏,若陛下不受臣谏,岂敢数犯龙鳞。

《苏武传》写苏武被拘匈奴十几年,历尽艰险,终于重返汉朝的事迹,生动表现了他坚贞不屈、不惜用生命维护国家尊严的崇高品质。

  以上,可以看出,魏征之进谏,唐太宗之纳谏,是有一定的时机的。太宗初年,励精图治,正需要有一个魏征这样的人。这就是宋代人所说的:赶上了好时候。但魏征说话,也是要看势头的。

文中写苏武面对匈奴的威逼利诱,丝毫不为所动,并大义凛然地斥责前来逼降的卫律:

  至于传说:太宗玩鹞子,魏征至,遂藏于怀中。魏征奏事,故意延长时间,鹞子终于闷死。恐怕不一定是事实。

汝为人臣子,不顾恩义,畔主背亲,为降虏于蛮夷,何以女为见?且单于信女,使决人死生,不平心持正,反欲斗两主观祸败。

  魏征晚年,屡次称疾请逊位,这也是留侯故智,自求保全。其最后所上四疏中,有言:

南越杀汉使者,屠为九郡;宛王杀汉使者,头县北阙;朝鲜杀汉使者,即时诛灭。独匈奴未耳。若知我不降明,欲令两国相攻,匈奴之祸,从我始矣!

  昔贞观之始,闻善若惊,暨五六年间,犹悦以从谏。

你做人家的臣下和儿子,不顾及恩德义理,背叛皇上、抛弃亲人,在异族那里做投降的奴隶,我为什么要见你!况且单于信任你,让你决定别人的死活,而你却居心不平,不主持公道,反而想要使汉皇帝和匈奴单于二主相斗,旁观两国的灾祸和损失!南越王杀汉使者,结果九郡被平定。宛王杀汉使者,自己头颅被悬挂在宫殿的北门。朝鲜王杀汉使者,随即被讨平。唯独匈奴未受惩罚。你明知道我决不会投降,想要使汉和匈奴互相攻打。匈奴灭亡的灾祸,将从我开始了!

  自兹厥后,渐恶直言。虽或勉强,时有所容,非复曩时之豁如也。

苏武面对匈奴的威逼利诱,丝毫不为所动,大义凛然,斥责逼降的卫律。其堂堂正正,凛然难犯,读之如闻其声。

  帝王的心态,如此变化,大臣进谏,也就难以从容了。历史如此,圣贤无术。

这是班固为表现苏武的气节而精心设计的语言。文中关于苏武与李陵的对话也写得激昂慷慨,文情并茂。谁和汉朝作对,都没有好下场。

  魏征一生还不错。死后,不久:

《汉书》写坏人也很逼真鲜明,如《外戚传》、《王莽传》。班固不承认王莽建立的新朝,写出了王莽的刻意伪装,是个大阴谋家。这个过程就写的非常具体深刻。

  ……太宗始疑征阿党。又自录前后谏诤言辞,以示史官起居郎褚遂良,太宗知之,愈不悦。先许以衡山公主,降其长子叔玉,于是手诏停婚。顾其家渐衰矣!

《汉书》不像《史记》那样雄肆奇崛,骀荡疏宕,而带有典雅深厚、细密详赡的特点。它也有自己的风格,在叙事的过程,不动声色,侃侃而谈,但是通过具体而微的描写,生动传神的细节,把人物个性,神情,心理惟妙惟肖地再现出来。

  传的最后,“赞曰:智者不谏,谏或不智。智者尽言,国家之利。”是对负有言责者的鼓舞之词。然自古迄今,机缘难得。上下之间,情投之日少,猜忌之时多耳。

如《陈万年传》中为了刻画陈万年的谄媚,便安排了一段他在病中训子的细节。

  魏征引用文子的话: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诚在令外。我曾抄写在台历上。

万年尝病,召咸教戒于床下,语至夜半,咸睡,头触屏风。万年大怒,欲仗之,曰:“乃公教戒汝,汝反睡,不听吾言,何也?”咸叩头谢曰:“具晓所言,大要教咸谄也。”万年乃不复言。

  (三)郭子仪

有一次,陈万年生病,召唤陈咸到病床边教导训诫,一直说到半夜,陈咸睡着了,头撞在屏风上。陈万年非常生气,要用杖打陈咸,说:“你父亲教训你,你反而睡着了,不听我的话,这是为什么?”陈咸叩头认错说:“我全晓得您说的道理,归根结底是教我谄媚奉承。”陈万年于是不再说了。

  过去读《资治通鉴》,关于郭子仪,有三件事,牢牢记在心中。其一为郭子仪平日见客,姬妾环侍,从不避讳。“及闻杞(卢杞)至,悉令屏去,独隐几以待之。杞去,家人问其故。仪曰:杞形陋而心险,左右见之必笑。若此人得权,即吾族无类矣。”其二是:“盗发子仪父墓,捕盗未获,人以鱼朝恩素恶子仪,疑其使之。子仪心知其故。及自泾阳将入,议者虑其构变,公卿忧之。及子仪入见,帝言之。子仪号泣奏曰:臣久主兵,不能禁暴,军士残人之墓亦多矣。此臣不忠不孝,上获天谴,非人患也。朝廷乃安。”其三是:“麾下老将,若李怀光辈数十人,皆王侯重贵。子仪颐指进退,如仆隶焉。”

作者没有直接发表议论,也没有故意夸张声势,完全是在平静客观的叙述中,活画出一副专以谄媚为事的封建官僚的嘴脸。

  郭子仪的功业大得很,我不知为什么单单记住了这样三件小事。其他谋略争战,都忘记无遗。今读《旧唐书·郭子仪传》(卷一百二十),二、三两事,都在其中。第一事,也于卢杞传(卷一百三十五)中检出。文字或与通鉴略有出入,内容毫无加减,可以证明前文所记,司马光是如何重视《旧唐书》中的材料了。司马光是很有眼光,有见解的。他像司马迁一样,知道要把一个历史人物写活,缺少这种具体事件,即细节,是做不到的。这种具体事件,联系着当时的社会、政治。联系着所写人物的生活、思想、性格、心理,以及他周围的人事。写这样一位大人物,如果像写帝王本纪一样,逐年记下他的攻城略地,斩获俘虏,成为一本功业账簿,那就太没意思了。

更有趣的是对陈万年病重时对儿子教诲的描写。陈万年父子的一怒一答,写得一本正经,读之却令人哑然失笑。像这样的文章,最能体现《汉书》的风格。

  别人或者以为前面所记三件事为小事。而司马光却把它作为大事来记载。这样,我们才能见到一个真实的,活动的,有思想有感情的郭子仪。他不只是一位名将,还是一个普通的人。他也要处处小心,防备他人。他也得深思熟虑,把自己的切身问题处理好。因为这些小问题,都和他那政治上的大功业、大问题有关。

《汉书》的文章具有很强的学术性。表现在:书中增设了一些记载学术活动和文人事迹的传记;在有关传记中增加了关于学术的记载;又非常重视探讨学术源流。

  我没有做过官,更没有军旅生活的经验。不知为什么,也满有兴趣地,记住了那第三件事。想来是觉得郭子仪能得部下如此,是使人羡慕和“当如是也”的吧?另外想到,如果不是这样,郭子仪的晚年,也就不会有安全感了。

书中的十“志”,在《史记》“八书”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补充了很多重要资料,更注意在学术发展上溯本穷源。根据刘歆《七略》创立的《艺文志》,详细叙说了古代典籍的流传散聚,论述了各类作品的源流及功用,为研究古代学术和文学提供了重要参考。其行文条分缕晰,严密翔实,历来受人称道。

  传中引述史臣裴垍的评论:

此外,《汉书》的人物传记中大量收录了主人公的经世之作和辞赋,它们穿插在文中,既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也增添了作品的文学色彩。这也是人们喜爱《汉书》的一个重要原因。

  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代,而主不疑;侈穷人欲,而君子不之罪。富贵寿考,繁衍安泰,哀荣终始,人道之盛,此无缺焉!

《汉书》的语言比《史记》更为简洁整饬。书中有些传记袭用了《史记》中的原文,行文简洁,篇幅缩短。班固又爱用古字和骈句,使文章显得富丽典雅,读起来虽不如《史记》浅豁生动,但也别具风味。

  身为名将,能有这样的下场,确是少见的了。

范晔在《后汉书·班固传赞》中说:

  (四)卢杞

迁文值而事核,固文赡而事详。若固之序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者娓娓而不厌,信哉其能成名也。

  因为上文提到了卢杞,我又读了他的传。传在卷一百三十五。

这比较准确的概括了《汉书》的文章风格。和《史记》一样,《汉书》在后代也一直受到人们的推崇,被当作古文写作的典范。

  卢杞字子良,他的祖父怀慎,做官的名声很好,他的父亲奕,天宝末死于安禄山之乱,所以,他还可以称为烈士的儿子。他是以门荫做官的,官升得很顺利,很快就做到了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也就是宰相。

05其它史传散文

  传记先对他的外形及行径,作了丑化:

除了《史记》和《汉书》,汉代还有一些颇有成就的史传散文,对后世有一定的影响。西汉后期,刘向著有《新序》、《说苑》和《列女传》,这是三部分类编撰的历史故事集。

  杞,貌陋而色如蓝,人皆鬼视之。不耻恶衣粝食,人以为能嗣怀慎之清节,亦未识其心。

刘向编辑此书,本为劝戒人主,正纲纪,迪造化,因而书中有不少封建伦理说教,但也是很多富于教育意义的积极内容。

  耕堂按:蓝,是一种植物,可以制成颜料,叫做靛。卢杞的面色如此,可能是一种皮肤病。至于恶衣粝食,则系生活小节,平民如此,值得同情;如果做了官,还是这样,则容易被人指为造作虚伪。宋代的王安石,也曾因此,遭到一些上层人士的嘲讽。

如《新序》中的:“叶公好龙”、《说苑》中的“螳螂捕蝉”、《列女传》中的“孟母三迁”、“鲁黔娄妻”,都很有教益。这几部书叙事简练传神,并注意在叙事中刻划人物,有些故事颇具小说色彩。

  对于他的政治作风,传记开门见山,淋漓尽致地说:

如《列女传·珠崖二义》写珠崖令后妻和前妻之女临难时竞相承担罪责,争死让生,其语言、心理、神态及周围人的反应都写得历历如现。

  既居相位,忌能妒贤,迎吠阴害,小不附者,必致之于死。将起势立威,以久其权。杨炎以杞陋貌无识,同处台司,心甚不悦,为杞所谮,逐于崖州。德宗幸奉天,崔宁流涕论时事,札闻恶之,谮于德宗,言宁与朱泚盟,故至迟回,宁遂见杀。恶颜真卿之直言,令奉使李希烈,竟殁于贼。初,京兆尹严郢与杨炎有隙,杞乃擢郢为御史大夫以倾炎;炎既贬死,心又恶郢,图欲去之。宰相张镒,忠正有才,上所委信,杞颇恶之……

又如《说苑·立节》中写杞梁妻痛哭杞梁,“城为之圮,而隅为之崩”,更富于浪漫色彩。这些作品开始了魏晋小说的先声。这是,孟姜女哭长城的原型。

  耕堂按:我们读唐宋历史,常常见到,很多大官,特别是宰相一级的官,失势后,被放逐到崖州。古时,这可以说是最边远、最苦的地方了。很多人死在贬所,杨炎也是。读史还看到:甲派得势,把乙派首脑放逐到崖州去了。等乙派得势,照样又把甲派的首脑,放逐到那里去,报仇泄愤。崖州,在古时,是个不祥之地,做官的,平时都不愿提到这个地名,也不愿看到这幅地图。心理压力很大,那里的天空,一定充满冤抑之气的。

东汉时期的历史散文还有赵晔的《吴越春秋》和袁康的《越绝书》。前者主要是记叙春秋时吴越争霸的史事,其中附益了较多的传闻,并加以虚构夸张。书中记叙,描写细致入微,情节生动离奇,人物刻划也颇见功力。

  史书称卢杞这种做法为“阴祸贼物”。在卢杞当权之日,“天下无不扼腕,然无敢言者。”失势后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卢杞因为得罪了大军阀李怀光(这人物,我们上文提到过。)闯下祸来:“物议喧腾,归咎于杞,乃贬为新州司马……

后者主要叙吴越两国历史,间及楚国史事,有的故事颇富浪漫气息。其文章博丽奥衍,纵横排宕,不乏精彩片断,如书中胡风子向楚王论剑一节,采用主客问答方式,极力铺陈排比,很像一篇辞赋。这两部作品在写法上都更近于小说,表现了历史散文向小说过渡的趋势。

  遇赦移吉州长史。”皇帝想给他落实一个刺史,遇到了很大阻力:

东汉时期,还出现了一些对后代有影响的历史散文的变体。马第伯的《封禅仪记》记光武帝刘秀封泰山的经过。此文被看作古代山水游记的滥觞,但从形式与功用来看,仍属记叙重大事件的历史散文。

  给事中袁高宿直,当草杞制,遂执以谒宰相卢翰刘从一曰:杞作相三年,矫诬阴贼,排斥忠良。朋附者,咳唾立至青云;睚眦者,顾盼已挤沟壑。傲很背德,反乱天常,播越銮舆,疮痍天下,皆杞之为也。幸免诛戮,唯示贬黜,寻以稍迁近地,更授大郡,恐失天下望。

东汉后期,蔡邕作有不少碑铭文字,叙事简要有体,形式上基本上脱去了秦汉纪功碑文的痕迹,带有人物传记的特点。它们对后世碑铭圹志这类传记散文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另外,一些带有小说色彩的杂史、笔记也在东汉后期纷纷出现了。

  谏官们也都出来讲话,无限上纲,什么词儿都用上了。什么“外矫检简,内藏奸邪”呀,什么“公私巨囊,中外弃物”呀。结果,皇帝只能给卢杞改授个澧州别驾,卢杞就死在那里了。

总之,汉代的史传散文不仅成就卓著,而且丰富多彩,它们在文学史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耕堂按:草制,就是学士们替皇帝立言。任命要草制,贬官也要草制。执笔多系名流,文集多载之。唐宋两代,好像特别注意这个玩艺,三言两语,骈体。措词极端华丽,俏皮。

  尤其是对贬官,极尽挖苦之能事。不只人身攻击,而且殃及三代,甚至暴露阴私,涉及床闱。是文人墨客的逞能报复机会。唐朝张鷟,有一本书叫《龙筋凤髓判》,文体虽稍有不同,实际是这类文字的共同范本。

  耕堂曰:细观卢杞所为,不外当权者排斥异己,并未出争权固宠之常格。且所用手段,也只是“谮毁”,如皇帝英明,不致为大害。至于传中所记,度支乖张,赋敛繁重,官吏扰民,是处国家兵荒马乱之时,不可过多责备宰相。大概,太平时宰相好当些,政局动荡,而宰相无兵柄,则不易为。卢杞处大局危急,朝廷不能作主之秋,自身又伤人过多,一旦失势,群情必力阻其复位,丑诋之词,乃成千古定论。李勉所谓:“卢杞奸邪,天下人皆知,唯陛下不知,此所以为奸邪也!”也就成为名言了。卢杞的儿子元辅,“自祖至曾,以名节著于史册。简洁贞方,绰继门风,历践清贯,人亦不以父之丑行为累,人士归美。”可见唐代看人,也是区别对待的。

  (五)王叔文

  因为就在同一卷书里,我接着又读了王叔文的传记。王叔文这个名字,是我过去读柳宗元的文集时知道的。

  王叔文并没有祖荫,在政府也没有后台。他是以偶然的机会上到这个舞台,充当了短时间的重要角色,得到悲剧下场的。

  传记说他“以棋待诏,粗知书,好言理道,德宗令直东宫。”在一次讨论中,他说出了与众不同的道理:即当太子时,不要干预外面的事,得到太子的信任。“由是重之,宫中之事,倚之裁决。”

  棋艺是小技,说这番话也是老生常谈,但得到太子的青睐,可不是一件小事。“每对太子言,则曰:某可为相,某可为将,幸异日用之。”这种话,不只违背了他规劝太子的初心,个人的野心,也大大膨胀起来了。太子并没有觉察到这一点,可能正中了他的下怀。

  从此,王叔文“密结当代知名之士,而欲侥幸速进者。”

  与韦执谊等十数人,“定为死交”,就是今天说的哥们义气。

  这些死交,史传只提到九个人的名字,柳宗元排在倒数第二。分工时,他也不过是“唱和”和“采听外事”,并不是重要人物。

  王叔文的当权,带有偶然性和传奇的色彩。史称:

  德宗崩,已宣遗诏,时上寝疾久,不复关庶政,深居施帘帷,阉官李忠言、美人牛昭容侍左右,百官上议,自帷中可其奏。王伾常谕上属意叔文,宫中诸黄门稍稍知之。其日,召自右银台门,居于翰林,为学士。叔文与吏部郎中韦执谊相善,请用为宰相。叔文因王伾,伾因李忠言,忠言因牛昭容,转相结构,事下翰林,叔文定可否。

  他这个权的来源和基础,就以我们毫无做官经验的人来看,也太玄乎了。他的死友们,官迷心窍,却不承认这点,还在外面,同声唱和:“曰管,曰葛,曰伊,曰周。凡其党僴然自得,谓天下无人。”

  果然不久,“内官俱文珍恶其弄权,乃削去学士之职。制出,叔文大骇。”

  本来,王叔文不一定是做大官的材料,他驾御不了那么复杂的政局,应付不了多方面的牵扯关联。在宫中动动笔还容易,后来又兼上度支盐铁副使,这是要见效率的官,就有点无能为力了。因此:

  智愚同曰:城狐山鬼,必夜号窟居以祸福人,亦神而畏之;一旦昼出路驰,无能必矣。

  周围的人,显然都在看他的笑话了。

  王叔文是一个书生,好感情用事。他母亲死前之一日,他宴请学士和内官,发了很多牢骚,说了很多不应该说的近似市井语言的话。

  不久,因顺宗久病,皇太子监国,政局大变,王叔文“贬为渝州司户,明年诛之。”

  耕堂曰:史称王叔文任气自许,观其行事,亦无大过,实不同于“阴贼”一型。罹此惨局,亦可伤矣。他的过错,顶多只能说是“揽权急进”,然于仕途,此亦常规。要之,不自量力所致耳。谚云:政局如棋局,王叔文虽善于弈,其于政治,则经验甚不足矣。但因此失败,而使柳宗元“涉履蛮瘴,崎岖堙厄”,文章大进,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大奇葩,亦不幸中之幸欤?

  (六)初唐四杰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是文苑传。前有序论,首谓:

  臣观前代秉笔论文者多矣。莫不宪章谟、诰,祖述诗、骚,远宗毛、郑之训论,近鄙班、扬之述作。谓“采采芣苡”,独高比兴之源;“湛湛江枫”,长擅咏歌之体。殊不知世代有文质,风俗有淳醨,学识有浅深,才性有工拙。昔仲尼演三代之易,删诸国之诗,非求胜于昔贤,要取名于今代。实以淳朴之时伤质,民俗之语不经,故饰以文言,考之弦诵。然后致远不泥,永代作程,即知是古非今,未为通论。

  序论做的并不漂亮,都是老生常谈,且有矛盾之处。不过为了推出有唐一代作者,才提出以上论点。最后说:

  其间爵位崇高,别为之传。今采孔绍安以下,为文苑三篇。觊怀才憔悴之徒,千古见知于作者。

  文苑传分上中下三篇。上篇主要作家有卢照邻,杨炯,王勃,骆宾王。

  以上四人,文学史称为初唐四杰,他们的文集,除杨炯外,我皆购置。《王勃集》为木刻本,不知系何种丛书之零种,共六册,题《王子安集》,纸张刻印,均不甚佳。《卢照邻集》系四部丛刊本,题《忧幽子集》。《骆宾王集》,系中华书局近年出笺注本,题《骆临海集》,我都没有细读过,印象不深。他们的文体,还沿用六朝时的骈体,曲故连篇,读起来很费劲。我不怕骈体,骈体自然协调,增加文字的韵味,就是近代的白话文体,也不排斥这类句法和修辞。我怕典故,我头脑中典故很少,一边读文章,一边又去看注,这实在是一种苦事。古人抒发感情,描述事物,不用直接自然的语言,而用典故去代替,这也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究竟对感情、思想的抒发,是一种局限。文章之事,伤了自然,任你对仗怎样工整,用典如何巧妙,总是得不偿失的。为什么王勃那么多文章,唯有《滕王阁序》那么通行?《滕王阁序》中对仗的句子那么多,为什么又只有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一联,那么脍炙人口?还不是因为作家触景生情,冲口而出,既尽描绘之能事,又流畅自然,通俗易懂所致?骆宾王的名句:“一抷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所以能那么动人,千古传诵,也是因为出于自然,得其本真。

  文学史上说,他们四人的文风,已不同于六朝,开始向自然活泼的方面发展,我因体会不深,就不在这里讨论了。

  卢照邻的传记很短,只有六行。说他“因染风疾去官”。

  又说“照邻既沉痼挛废,不堪其苦,尝与亲属执别,遂自投颍水而死,时年四十。”也不知得的是什么病。他曾向当时的大医学家孙思邈请教,我读过那篇文章,孙思邈也没有提供什么处方,只是向他讲述了人易得病之由,及天人一致,顺应自然,才得养生,并没有什么奇妙之处。《旧唐书》有孙思邈的传,也引述了这段文字。

  王勃的传记较长。他的祖父王通,即文中子,是著名学者,著有《中说》。“勃六岁,解属文,构思无滞,词情英迈。”

  可以说是早熟了,但亦早逝。传载:

  久之,补虢州参军。勃恃才傲物,为同僚所嫉。有官奴曹达犯罪,勃匿之,又惧事泄,乃杀达以塞口。事发,当诛,会赦除名。时勃父福畤为雍州司户参军,坐勃左迁交趾令。上元二年,勃往交趾省父,道出江中,为采莲赋以见意,其辞甚美。渡南海,堕水而卒,时年二十八。

  骆宾王的传记更短,只有四行。内载:

  少善属文,尤妙于五言诗。尝作《帝京篇》,当时以为绝唱。然落魄无行,好与搏徒游。高宗末,为长安主簿,坐赃,左迁临海丞,怏怏失志,弃官而去。文明中,与徐敬业于扬州作乱,敬业军中书檄,皆宾王之词也。敬业败,伏诛,文多散失。

  四杰在当时,就被识者认为:“虽有文才,而浮躁浅露,岂享爵禄之器。”中间,杨炯算是比较“沉静”的,还当了临川令,传记里也说:

  炯至官,为政残酷,人吏动不如意,辄搒杀之。又所居府舍,多进士亭台,皆书榜额,为之美名,大为远近所笑。

  耕堂曰:四人皆早年成名,养成傲慢之性,举止乖张,结局不佳。人皆望子弟早慧,不及学龄,即授以诗书技艺。此如种植,违反自然季节,过多人工,虽亦开花结果,望其丰满充实,则甚难矣。神童之说,弊多利少,古有明证,人多不察也。

  文字之事,尤其如此。知识开发,端赖教育。授书早,则开发早,授书晚,则开发晚。然就其总的成就来说,开发晚者,成果或大。此因少年感情盛,文思敏捷,出词清丽,易招赞美。个人色彩重,人生经验不足,亦易因骄傲,招致祸败。晚成者,其文字得力处,即不止情感属词,亦包蕴时代社会。然冲淡谦和,易失朝气。固知此道,甚难两全,实则不可偏废也。

  (七)陈子昂、宋之问

  《旧唐书》文苑传中,包括著名作家陈子昂、宋之问等。

  我有《陈子昂集》,近年中华书局排印本。《宋之问集》,为四部丛刊本。

  传载陈子昂:

  家世富豪,苦节读书。褊躁无威仪。文词宏丽,为当时所重。卒时年四十余。

  传载宋之问:

  弱冠知名,尤善五言诗,当时无能出其右者。

  易之兄弟,雅爱其才,之问亦倾附焉。预修三教珠英,常扈从游宴。则天幸洛阳龙门,令从官赋诗,左史东方虬诗先成,则天以锦袍赐之。及之问诗成,则天称其词愈高,夺虬锦袍以赏之。及易之等败,左迁泷州参军。未几,逃还,匿于洛阳人张仲之家。仲之与驸马都尉王同皎等谋杀武三思,之问令兄子发其事以自赎。及同皎等获罪,起之问为鸿胪主簿,由是深为义士所讥。

  睿宗即位,以之问尝附张易之、武三思,配徙钦州。

  先天中,赐死于徙所。

  耕堂曰:陈子昂、宋之问同事武则天,为后人所讥,然情况甚不一样。其主要区别为:陈在做官过程中,言行正大;

  宋言行谄媚。且告发自赎,出卖朋友,市井所不忍为,出之于知名文士,其人格,不问可知矣。

  唐太宗干掉了两个亲兄弟,才当上了太子。在他晚年,为了选定太子,真费了心思,曾急得“自投于床”。废了一个,选定一个,即后来的唐高宗。这个人实在不怎么样,昏庸无能,又弄出一个武则天来,杀了那么多无辜,用了那么多酷吏,闹了那么多丑闻。但因为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历来被一些文人学士,另眼相看。其实,她对文人学士,也并没有什么好感。例如前面记的赠锦袍一事吧,就是拿两个文士开心。她是在举行诗歌大赛,发的是实物奖。她是皇帝,多预备几件锦袍,把得奖面扩大一些,或一年举行一次,使更多的人,有机会获得这一荣誉,并不费什么,更用不着请别人赞助。她却夺一个给一个。被夺的当场无趣。得奖的,自己或以为荣,有识者或以为耻。

  陈子昂忠心耿耿,给她上了那么多建议,临死之前,并没有得到她的保护。在武则天当权的时候,一些名臣良将,并没有辞职不干,不能单单责备陈子昂。

  我在读小学时,就知道有个武则天。国文课本上有她的画像,头戴皇冠,很是美丽。究竟如何评价她,我还是相信骆宾王的讨伐文章。因为时间那么接近,能看出当时人民对她的想法。

  后来也有皇后、皇太后,想向她学习,诛杀勋旧,提拔心腹。但成功的少,失败的多。也有人用诗文赞颂,都像一场幻梦过去了。得到锦袍的,只好收起,不再穿着了。

  汉高祖听任吕后杀人,唐高宗听任武后杀人,包括他原来的妻子和新娘舅,都是为了保住自己。再以后的事,他们是想不到也管不了。遇上这样的时代,做官和作文,都是很不容易的。正直的,自取灭亡,趋媚者,也常常得不到好下场。

  宋之问还是唐诗名家,留下了一本薄薄的诗集。中国的文化传统,是宽容的,并不以人废文。文人并无力摆脱他所处的时代。也不是每个文人,都能善处自己的境遇的。

  (八)韩愈

  韩愈传在《旧唐书》卷一百六十。传载:

  父仲卿,无名位。愈生三岁而孤,养于从父兄。愈自以孤子,幼刻苦学儒,不俟奖励。

  韩愈成进士之前,“投文于公卿间,故相郑余庆颇为之延誉,由是知名于时。”做官以后,“发言真率,无所畏避,操行坚正,拙于世务。”因此接连贬官,屡上屡下。

  传中收录了他三篇文章:“进学解”、“谏迎佛骨表”和“祭鳄鱼文”,可见这三篇,在当时已被认为是他的代表作。

  传又载:

  愈性弘通,与人交,荣悴不易,少时与洛阳人孟郊、东郡人张籍友善。二人名位未振,愈不避寒暑,称荐于公卿间,而籍终成科第,荣于禄仕。后虽通贵,每退公之隙,则相与谈宴,论文赋诗,如平昔焉。而观诸权门豪士,如仆隶焉,瞪然不顾。而颇能诱厉后进,馆之者十六七,虽晨炊不给,怡然不介意。……常以为自魏、晋以还,为文者多拘偶对,而经诰之指归,迁、雄之气格,不复振起矣。故愈所为文,务反近体,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语。

  耕堂曰:由以上所记,可略知韩愈的性格及为人。韩愈没有祖上官荫,出身寒苦,他的性格比较开朗,遇事有耐力,遭到那么多的挫折,他顽强地活下来了。对朋友亲属,也多义举,对后学,非常热心。作为一个文人,这都是好品质。文章能创新,自成一家,和他这些素质,也不无关系。

  《柳宗元传》,亦在此卷中。柳,先世显赫,少年好胜,偶遇挫折,几乎一蹶不振,陷于绝望之境。他的性格脆弱,文章多反省之言,虽亦成家,其风格与韩文,乃大不相同。

  文章,与遭遇有关,然与性格更有关。同时代,同遭遇,而文章判然有别,性格实左右之。

  至于文风的改变,绝不是一个人的力量所致。韩愈传的开头,已提到:

  大历、贞元之间,文字多尚古学,效扬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独孤及、梁肃最称渊奥,儒林推重。愈从其徒游,锐意钻仰,欲自振于一代。

  文苑中富嘉谟传,亦载:

  与新安吴少微友善同官。先是文士撰碑颂,皆以徐庾为宗,气调渐劣。嘉谟与少微属词,皆以经典为本,时人钦慕之,文体一变,称为富吴体。

  所以说,文体的一次大变革,必须经多人的努力,时代的推移,才能成功。正如五四白话文体之兴,是经过前前后后,多少人的努力,又由思想革命的促使,才能一呼百应,普及天下的。但个人尝试提倡之功不可没,故胡适之为人推重。

  韩文起八代之衰的褒词,也是在成就大、有代表性的意义上提出的。

  我的《韩昌黎集》,是商务印书馆涵芬楼大字排印本,毛边纸印,天地极宽,布函两套,今日已甚难得。而购置时,只花了六角钱。

  有文才,不一定有史才。传记说:

  及撰顺宗实录,繁简不当,叙事拙于取舍,颇为当代所非。

  在我早年印象中,韩愈是个老夫子,非常古板。传记说他“拙于世务”,他自己也宣称:“受性愚陋,人事多所不通。”

  其实,也不完全是这么回事。

  韩愈因谏迎佛骨,招来大祸,几乎杀头,流放到潮州以后,上表皇帝,文词凄苦,希望得到皇帝哀怜。能得到皇帝哀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这篇表写得有路数,有策略,证明韩愈不只是个非常天真的人,还是个非常聪明的人。皇帝好长生,谏佛是错了。皇帝还好大喜功,喜欢人颂扬。他就在这方面做文章:

  唯酷好学问文章,未尝一日暂废,实为时辈推许。臣于当时之文,亦未有过人者。至于论述陛下功德,与诗、书相表里,作为歌诗,荐之郊庙,纪太山之封,镂白玉之牒,铺张对天之宏休,扬厉无前之伟迹,编于诗、书之策而无愧,措于天地之间而无亏。虽使古人复生,臣未肯多让。

  他的这些话,确实打动了皇帝的心,引出了怜悯之词!

  宪宗谓宰臣曰:“昨得韩愈到潮州表,因思其所谏佛骨事,大是爱我,我岂不知?”……乃授袁州刺史。

  当然有的皇帝,就是说这些话,也不起作用。如清之乾隆,对待杭世骏(大宗),就是一例,必致之死而后快也。

  (九)刘禹锡

  同卷有刘禹锡传。

  刘禹锡也曾卷进王叔文事件。传载:“禹锡尤为叔文知奖,以宰相器待之。”是个重要分子。当时的侍御史窦群奏:“禹锡挟邪乱政,不宜在朝。”群即日罢官。可见后台之硬,信任之专。传记并说:“既任喜怒凌人,京师人士不敢指名,道路以目,时号二王、刘、柳。叔文败,坐贬连州刺史,在道,贬朗州司马。”又见招怨之深,报复之重。

  但是,这一遭际,也大大助长了他的文学成就,并给了刘禹锡一个接近群众,体验生活,从民间艺术吸取营养的机会。

  地居西南夷,土风僻陋,举目殊俗,无可与言者。禹锡在朗州十年,唯以文章吟咏,陶冶情性。蛮俗好巫,每淫祠鼓舞,必歌俚辞。禹锡或从事于其间,乃依骚人之作,为新辞以教巫祝。故武陵溪洞间夷歌,率多禹锡之辞也。

  当贬官时,“有逢恩不原之令”。但政治空气,总在变化,后来“执政惜其才,欲洗涤痕累,渐序用之。”就是说,忘记他过去的错误,慢慢提拔上来,又终于遭到一些人的反对。

  禹锡积岁在湘、澧间,郁悒不怡。因读张九龄文集,乃叙其意曰:“世称曲江为相,建言放臣不宜于善地,多徙五溪不毛之乡。今读其文章,自内职牧始安,有瘴疠之叹。自退相守荆州,有拘囚之思。托讽禽鸟,寄辞草树,郁然与骚人同风。嗟夫,身出于遐陬,一失意而不能堪,矧华人士族,而必致丑地,然后快意哉。议者以曲江为良臣,识胡雏有反相,羞与凡器同列,密启廷诤,虽古哲人不及,而燕翼无似,终为馁魂。岂忮心失恕,阴谪最大,虽二美莫赎耶?

  这是因为自己失意,借题发挥,迁怒于人。不只进行人身攻击,还连上了籍贯遭际,也可以说是“失恕”了。我有《张曲汇集》,广东丛书本,印得非常讲究,也附录了刘禹锡这段话。因为这段话,并不能损害张曲江的整个形象,只能说是形象中的一笔一画。即是做大官,就得提建议,定政策,立制度。不能因为后来他本人也出了事,作法自刑,就报以快意之辞。刘禹锡性格中的这一特征,贯穿在他一生之中。也没有改悔之意。作诗作序,多涉讥刺。“人嘉其才,而薄其行。”

  “终以恃才褊心,不得久处朝列”。

  耕堂曰:唐朝文士,必先挟文章以邀名誉,然后挟名誉以求仕禄。在此中间,必有依附,必有知与不知,必有恩怨存焉。

  文人想做官,不可厚非。文人因性格偏激,感情用事,常常得罪一些人,并不奇怪。但他们不是得罪所有的人,他们还要依附一些人。依附必系权贵,权贵是多方面的,正在政治圈里,矛盾着,斗争着。这样,文士们就像坐在颠簸的船只上,前途未卜了。史称:刘禹锡,“甚怒武元衡、李逢吉。

  而裴度稍知之。”等到裴度失势,他就跟着下来了。

  不过,刘禹锡的结果还不错,活了七十一岁。赠户部尚书。他还遗留下相当可观的诗文,因他曾充太子宾客,人称《刘宾客文集》,我有丛书集成本。

  他虽然名位不高,当时的公卿大僚,都与之交。白乐天和他关系很好,对于他的诗才,很是推崇。认为像“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样的诗句,神妙极矣。这两句诗,在“文革”时很流行,领袖吟咏,人皆以为是对被打倒者的嘲弄快意之词。但实是刘禹锡的失意自伤之词。大相径庭,大为误解矣。

  (十)元稹、白居易

  元稹传在卷一百六十六。

  元稹的十代祖,是后魏昭成皇帝。他八岁丧父,家贫,母亲教他读书,早年就成名了。

  传记说:“稹性锋锐,见事风生。”一生之中,虽然为皇帝所喜爱,却一直官运不顺,屡遭排挤。还遭遇过如下事件:

  仍召稹还京。宿敷水驿。内官刘士元后至,争厅,士元怒,排其户,稹袜而走厅后,士元追之,后以箠击稹伤面。执政以稹年少后辈,务作威福,贬为江陵府士曹参军。

  可以看出,唐时的年轻人,一旦显耀,容易遭到各方面的歧视。

  元稹自述:“初不好文,徒以仕元他歧,强由科试。”又说:“自御史府谪官,于今十余年矣,闲诞无事,遂专力于诗章。”可见地的文学成就,也是由官运不佳逼出来的。

  他在诗歌上的要求,努力的方向,是:“常欲得思深语近,韵律调新,属对无差,而风情宛然”的作品。思深(即有思想深度),语近(即通俗),调新(即创新),无差(即合规律),有风情(即艺术性高)。这种主张,我以为,不只适于诗歌,也适于一切文学作品,一切艺术作品。

  他说自己在诗歌上的成就,以及为人处世,是:“莫非苦己,实不因人,独立性成,遂无交结。”

  我有《元氏长庆集》,白纸,四册,四部丛刊本。

  白居易传在同卷中。他家世代做官业儒。居易幼年,聪慧绝人。

  白居易和元稹一样,也是先以才名,见知于皇帝。出于忠心,好上书言事。因此,官运也不佳,还遇到过这种事:

  宰相以宫官非谏职,不当先谏官言事。会有素恶居易者,掎摭居易,言浮华无行,其母因看花堕井而死,而居易作赏花及新井诗,甚伤名教,不宜置彼周行。执政方恶其言事,奏贬为江表刺史。诏出,中书舍人王涯上疏论之,言居易所犯状迹,不宜治郡,追诏授江州司马。

  可见:先是有人罗织罪名,随后就有人落井下石,都是看当时的宰相,即执政的眼色行事的。这是官场上的习惯斗争方式。

  好在白居易“儒学之外,尤通释典,常以忘怀处顺为事,都不以迁谪介意。”他对官场,也少留恋,很快就远离政治漩涡,宦而隐了。晚年过得还算不错。诗歌自编,分送佛寺,保存得法,后人才能得到一部这样丰富多采的《白氏长庆集》。

  我有的是四部丛刊毛边纸本。

  白居易的文学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我是信奉不疑的。惭愧的是,自己因为各种原因,不能很好做到。

  文人的不被人理解,文人的苦恼,古今一致。白居易说:

  不相与者,号为沽誉,号为底讦,号为讪谤。苟相与者,则如牛僧孺之诫焉。乃至骨肉妻孥,皆以我为非也。

  他又说:

  然仆又自思,关东一男子耳。除读书属文外,其他懵然无知。

  其他一切,也就只能听之任之了。“策蹇步于利足之途,张空拳于战文之场”。“始得名于文章,终得罪于文章”。这好像是古今文人的一条规律。文学家的自白,能写得像白居易这样坦白自然的,还是少见的。元稹的传记中,自叙之作,就有三篇。有上书宰相的,有上书皇帝的,有专为自己辩诬的,都没有白居易这篇写得好。

  史好对元白二人的比较是:

  就文观行,居易为优,放心于自得之场,置器于必安之地,优游卒岁,不亦贤乎。

  耕堂曰:统观唐代文士,其有成就者,幼年多家境不好,自觉努力。及为政,多遇不顺,遭贬逐,然后放情于文字。当时文人,先应举成进士,做官后,就要应付皇帝,对付宰相,言官,方镇,以及中贵美人等等,处境也是很困难的。其中,有政才者,遂以宦显,不失为功名。有文才者,虽政途多乖,终以文显。至于少数文人,过于疏放狂大,遭罹大难,亦有可取鉴者矣。

  元稹传后附庞严传。此人为元稹和李绅所提拔。传记说他“聪敏绝人,文章峭丽。”为人有些类似元稹。“以强干不避权豪称,然无士君子之检操,贪势嗜利,因醉而卒。”读时牵连及之,本无可记。但他有一个朋友,名叫于敖:

  李绅为宰相李逢吉所排,贬端州司马。严坐累,出为江州刺史。给事中于敖素与严善,制既下,敖封还,时人凛然相顾曰:“于给事犯宰相怒而为知己,不亦危乎!”

  及覆制出,乃知敖驳制书贬严太轻,中外无不嗤诮,以为口实。

  耕堂曰:这一段文字,类似小说家言,写得有声有色。可见古人,对于偶遇风险,友朋落难,就立即与他划清界限,并顺手下石的人,也是不以为然的。这种事情,也不知道是古代多有,还是近代多有。但自搞政治运动以来,其数量,必远远超越前古,则无疑义。为此行者已不只朋友间,几遍于伦理领域。人亦习以为常,不似古人之大惊小怪。传统道德观念,从此日渐淡薄,不绝如缕。

  我少年时,追慕善良,信奉道义。只知有恶社会,不知有恶人。古人善恶之说,君子小人之别,以为是庸俗之见。及至晚年,乃于实际生活中,体会到:小人之卑鄙心怀,常常出于平常人的意想。因此,惧闻恶声,远离小人。知古人之论,并不我欺。变化如此,亦可悲矣!

  1988年6月

  读《宋书·范晔传》

  一

  范晔字蔚宗,是《后汉书》的作者。《后汉书》是我国前四史之一,与司马、班、陈的著作并称,是古史的经典。

  范晔是南北朝时期宋朝人,在他以前,已经有很多人撰写《后汉书》。我的藏书中,有一部清末刻印的七家《后汉书》,其书目为:谢承后汉书、华峤后汉书、谢沈后汉书、薛莹后汉收,司马彪续汉书、袁山松后汉书、张璠汉记、佚名氏后汉书(附)。

  这些《后汉书》,原书都已失传。以上所列,是后人从《北堂书钞》、《太平御览》等古书中辑录出来的零篇散句,实际已经不能成书,也无法阅读了。

  但在当时,这些《后汉书》,都是卷帙浩繁的。例如谢承《后汉书》,《隋书经籍志》和《旧唐书经籍志》,都记录为一百三十余卷。

  书籍的流传与消失,有时是因为战火灾情,但主要是优胜劣汰。著书也如积薪,后来居上。他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利用前人的成果,发见新的材料,证实过去的疑难之处。读者买书用书,自然也有所选择。这就是范书一出、他书俱废的原因。

  我用的《后汉书》,是中华书局仿宋本,三函,共三十册。

  卷首书:宋宣城太守范晔撰;梁剡令刘昭补志;唐章怀太子贤注。帝后纪一十二;志三十;列传八十八。共一百三十卷。

  《后汉书》原无志,范晔曾委托别人撰写。唐时,还有其他《后汉书》存在,章怀太子选中了范书,为它作注,使它成为权威著述。注中引用了不少其他《后汉书》的片断,标示异同,后世视为善本。

  二

  范晔传在《宋书》卷六十九,与刘湛传同卷。我用的《宋书》,是中华书局标点本。

  兹就史传所载,摘录范晔行事如下:

  范晔,顺阳人。母如厕产之,额为砖所伤,故以砖为小字。

  少好学,博涉经史,善为文章,能隶书,晓音律。

  做官以后,遇事怕困难。太妃殡葬时,饮酒,开窗听挽歌,被左迁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

  晔长不满七尺,肥黑,秃眉须。

  有个叫孔熙先的,做官久不得调,心怀不满,想制造皇家弟兄之间的矛盾,“以晔意志不满,欲引之。”先与晔赌博,故意输给他很多财宝。熟了以后,知道“晔素有闺庭论议,朝野所知,故门胄虽华,而国家不与姻娶。”熙先因以此激之。

  范晔就陷入了宫廷的斗争。

  他们支持的是彭城王刘义康,是当时皇帝的哥哥。不久被人出卖,事败,死时四十八岁。

  《宋书》的作者是沈约。他在写范晔的被捕、受审、在狱、行刑时的情景,以及对话、心理,都非常详细、真实、生动。

  是一篇很有味道的纪实小说。

  出卖他的人,叫徐湛之,他对范晔的看法是:“倾动险忌,富贵情深。”皇帝对他的看法是:“意难厌满。”他哥哥对他的看法是:“此儿近利,终破我家。”此皆指宦情也。

  三

  耕堂曰:古人读书写作,是为了作官,也就是寻求富贵荣华。他们先以“时文”取得功名,作官不成或不顺利,才去著书。鲁迅诗云:无聊才读书。实不只此,著书亦多在无聊时。但有时,正在无聊著书,订下了庞大的写作计划,忽然官运亨通起来,就再也无聊不下去了,只好放下笔墨,先去赴任盖章。此为无聊期的结束,也就是文字生涯的终结。有的人虽说圣明天纵,不可一世,一边做着官,一边还在写文章。因为只有得意,没有无聊,那文章的成色,也就大不如从前,以后只是卖卖名气而已。无聊即寂寞,曹雪芹寂寞时,可以写出极度繁华的小说;作官即富贵,此情一深,文思即淡矣。连无聊的小说,也就写不出来了。

  凡是“富贵情深”的人,大都“意难厌满”。他们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没有限度的,是要步步高升的。以“文革”为例,“四人帮”中有两位文士,本无多少才情,知识也不丰富,文字也不大通顺。但得遇机缘,官运可以说非常之好。还不满足,一定要攘夺盗窃国家神器。此二人,可说是近代史上,由蹩脚文人,发迹之后,成为政治流氓的典型。但他们绝不是历史的最后一例。证之“文革”期间,这样的文人,此伏彼起,层出不穷,即可明白。

  至于等而下之的中小人物,事隔不到二十年,受害的一代人,还没有死完,他们已经认为:整个社会忘记了他们在“文革”期间的形象,他们的所作所为。他们的思想早已解放,仍把“造反有理”,作为行动的信条。有的装模作样,有的旧态复萌,有的想法翻案。此种现象,此种人物,今日实多见之,令人咋舌。富贵之梦,仍在萦绕着他们的灵魂。

  四

  范晔在狱中,给甥侄们写了一封信:

  吾狂衅覆灭,岂复可言,汝等皆当以罪人弃之。……

  文章转进,但才少思难,所以每于操笔,其所成篇,殆无全称者。常耻作文士。文患其事尽于形,情急于藻,义牵其旨,韵移其意。虽时有能者,大较多不免此累,政可类工巧图缋,竟无得也。常谓情志所托,故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以意为主,则其旨必见;以文传意,则其词不流。然后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此中情性旨趣,千条百品,屈曲有成理。……

  性别官商,识清浊,斯自然也。观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处,纵有会此者,不必从根本中来,言之皆有实证,非为空谈。年少中,谢庄最有其分,手笔差易,文不拘韵故也。吾思乃无定方,特能济难适轻重,所禀之分,犹当未尽。但多公家之言,少于事外远致,以此为恨,亦由无意于文名故也。

  以上是范晔就自己的心情,秉性,学识和为文之道写的话。信的下半,是谈他撰写的《后汉书》:

  本未关史书,政恒觉其不可解耳。既造后汉,转得统绪,详观古今著述及评论,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无例,不可甲乙辨,后赞于理近无所得,唯志可推耳。博赡不可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尝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欲遍作诸志,前汉所有者悉令备。虽事不必多,且使见文得尽,又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意复未果,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合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此书行,故应有赏音者。纪、传例为举其大略耳,诸细意甚多。自古体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恐世人不能尽之,多贵古贱今,所以称情狂言耳。

  ……

  五

  《史记》、《前汉书》,都附有作者的自序,述作者身世,师承,以及著作体例及经过。后来成为大的著述的传统作法。

  《后汉书》没有自序,这是因为作者出了事,来不及写,可以把范晔这一封信,看作是他的自序。沈约引证了全文,并说:

  “晔自序并实,故存之。”评价很高。

  范晔一生行事,除《后汉书》外,无可称述,我很喜欢他这封信,认为是一篇很好的文字。人之将死,其言也哀。所说的话,都是从肺腑中来,不会再有虚妄。文章一事,他所知甚多,见解也非常精辟,是真正的经验之谈。对于历史著述,虽似夸耀,是亦真情。唯独到了这般时候,才流水一般,说出了天真的话语。

  这时,范晔已经陷入了大痛苦、大寂寞、大无聊之中。四顾茫茫,生死异路。他想起了撰述《后汉书》时的情景,回归无聊之中。只有这一点,他无愧于心,暂时扶住了他倾斜的灵魂。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他的话不只是真诚的,也是良善的。这就是为什么,不要以人废言的道理。

  六

  耕堂曰:余晚年阅读史书,多注意文士传记。发见:文士的官才,和他们的文才,常常成反比。又发见:文士官才虽少,而官瘾甚大。不让他们过一过官瘾,好像死不瞑目。有人,偶然一试,感受到官场的矛盾、烦扰、痛苦,知难而退,重操旧业,仍不失为文士;有的人却深深陷入,不能自拔,蹉跎一生,宦文两失。退得快的,多为文学真才,卓有成就;陷下去的,多为文学混混儿,其在文坛混,与在官场混,固自相同也。退之一途,又分主动与被动。主动则有抱负,被动则有激扬,皆有利于文字成功。所谓被动,即指政局变化,官场失利,刑罚贬逐之类。

  至于官场不利之因,则有急功近利,轻浮躁进,不识大体,依附非人等等。范晔生长华族,喜好声歌,结交非类,参与赌博,已属于轻浮之流矣。而其初生时,头部触砖,或受震荡,因而举止乖张。此则余遵弗洛伊德之学说,从生理病理上揣想也。

  1989年2月17日写讫

  读《史记》记(上)

  一

  裴骃《史记集解序》:

  班固有言曰:“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其言秦汉详矣,至于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捂。亦其所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已勤矣。又其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耕堂按:索隐以刺客为游侠,非也。)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

  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骃以为固之所言,世称其当。

  耕堂曰:以上,裴骃(裴松之之子)具引班固论司马迁之言,并肯定之。读《史记》前,不可不熟读此段文字,并深味之也。班之所论,不只对司马迁,得其大体,且于文章大旨,可为千古定论矣。短短二百字,说明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史记》所依据之古书;(二)《史记》叙事起讫;(三)

  《史记》详于秦汉,而略于远古;(四)班固所见《史记》缺处;(五)班固总结自刘、扬以来,对《史记》之评价,并发挥己见,即所谓实录之言,为以后史学批评、文学批评,立下了不能改易的准则。

  事理本不可分。有什么理,就会叙出什么事;叙什么事,就是为的说明什么理。作家与文章,主观与客观,本是统一体,即无所谓主体、客体。过于强调主体,必使客体失色;同样,过于强调客体,亦必使主体失色。

  辩而不华,质而不俚,也是很难做到的,要有多方面的(包括观察、理解、文辞)深厚的修养。因为既辩,就容易流于诡;质,就容易流于俗。辩,是一种感情冲动,易失去理智;文章只求通“俗”哗众,就必然流于俚了。

  至于文直、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就更非一般文人所能做到。因为这常常涉及到许多现实问题:作家的荣辱、贫富、显晦,甚至生死大事。所以这样的文章、著述,在历史上就一定成为凤毛麟角,百年或千年不遇的东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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