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被害,贺龙元帅蒙冤受害原委

日期:2019-07-10编辑作者:现代文学

  当风暴袭来的时候

  1965年12月6日,贺龙突然接到通知:立即到上海去开会。

1980年12月,在“两案”(即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审判中,法庭对吴法宪秉承林彪旨意,诬陷、迫害贺龙元帅一事进行了法庭调查。

  以往通知开会都同时告知会议内容,可是这次没有。前不久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加强东南沿海战备的通知,贺龙以为会议可能与此有关,临走前,秘书问他要带什么材料,他说带上作战地图。到了上海以后,才知道会议是“要解决罗瑞卿的问题。”

吴法宪承认,1966年8月28日,在人民大会堂浙江厅听取他对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会的情况汇报时,林彪对他说:“你们这个会贺龙插手了。贺龙这个人有野心,到处插手,总参、海军、空军、政治学院都插了手……你要警惕和防备他夺你的权。”林彪随即让吴法宪把贺龙插手空军的情况写个材料送给他。9月3日,吴法宪将写好的材料送给林彪。

  贺龙与罗瑞卿,一个是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一个是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两人不仅工作联系密切,相知也很深。贺龙绝不相信罗瑞卿这个铁骨铮铮、对党忠心耿耿的汉子竟然会反党。贺龙联想起了不久以前发生的一件事:11月初,军委直属机关按照林彪的安排批判军委办公厅主任肖向荣。31日,会议将要结束时,会议主持人跑来对贺龙说:“贺总,现在正在批判肖向荣,肖的后台是罗瑞卿。”贺龙问:“根据是什么?”主持人说:“一次,一位外国的国防部长来访,罗听说他不爱看打仗的片子,就说:‘不爱看战争片,怕见流血,还是国防部长呢?!’罗说这话,就是暗指林总,说林总不能当国防部长。”贺龙又问:“还有别的根据吗?”主持人说:“没有了。”

9月2日,林彪还打电话给海军副司令员李作鹏:“不要只高兴罗瑞卿倒了,要注意贺龙,这个人是罗瑞卿的后台。军委很快要开会解决他的问题,你就他插手海军的问题尽快写个材料交给我。”像吴法宪一样,李作鹏当然也遵旨照办。

  贺龙说:“如果你们没有别的根据,就不要胡乱猜疑了。罗是扛大旗的,是拥护毛主席、拥护林总的。说他反林总,这是不可能的事,你们不要往那方面去想”。但是,过了两天, 12月2日,那位会议主持人又来了,一坐下来就哭。贺龙不知他为什么要哭,不耐烦地说:“哭什么?有什么事就说嘛!”

林彪为什么策动吴法宪、李作鹏诬告贺龙呢?表面上看,吴、李是林彪线上的大将。实际上,是因为贺龙对林彪通过吴法宪、李作鹏搞派别活动有了正面冲突。

  主持人说:“贺总,还是上次那件事。马上要出简报了,简报里还是要写上肖的后台是罗瑞卿。”贺龙生气了,大声说:“我上次不是说了,你们不要往那方面去想嘛!”主持人说:“那不解决问题。我现在听你一句话,你能不能担保罗瑞卿没有问题?”贺龙说:“我可以担保罗瑞卿不是反革命,他绝不会反党。”主持人又问:“你这话能不能传达?”贺龙斩钉截铁地说:“我既然说了,当然就可以传达!”

1965年底,在林彪、叶群的策划下,罗瑞卿被罢官。林彪欲借口抓“罗瑞卿分子”,搞掉一批不听他使唤的干部。于是,吴法宪、李作鹏分头在空军、海军开始行动。

  此事刚过6天,中共中央就召开了这个批判罗瑞卿的会议。贺龙敏锐地感觉到,这次会议非同寻常,有可能牵连到自己。

7月11日,中央军委常委讨论空军问题时,贺龙严厉地批评吴法宪:“只报喜,不报忧……政治思想工作薄弱……有许多东西是假的。”与会的老帅们均站在贺龙一边。林彪自知情况不妙,马上以退为进:“海空军的问题要解决,但目前的班子以不动为好。”贺龙不为所动:“根据刘少奇、邓小平同志的指示,个别的可做些调整嘛!”矛头明确指向了林彪的爱将吴法宪、李作鹏。这无疑触到了林彪的敏感神经。

  在上海,贺龙被安排在兴国路1号的1座平房里,距刘少奇的住处不远。

林彪还担心,他在1937年1月写给贺龙的一张纸条会成为一颗定时炸弹。当年国共合作抗日的时候,蒋介石曾于1937年1月在洛阳召集第二战区军官会议,林彪、贺龙等几位八路军师长随同朱德、彭德怀去出席会议。林彪曾给贺龙写了一张纸条,上面写道:“蒋介石是有抗战决心的,我们回部队后可吹吹风。”此时,林彪觉得对他知根知底的贺龙已成为他阴谋篡权的障碍,因此积极策动吴、李诬告贺龙。

  会议第一天的晚上,刘少奇、王光美夫妇来访。恰好李井泉也在座。谈到这次会议时,刘少奇问贺龙:“事情真有些突然。贺老总,你是管军委日常工作的,这件事你事先知道吗?”贺龙说:“我也是刚知道。”刘少奇又问李井泉:“你呢,事先知道吗?”李井泉说:“我也不知道。”刘少奇沉默了一会说:“这么说,咱们大家事先都不知道喽!”

  第二天的会议,主要是叶群,还有林彪安排的几个人发言。开会回来,贺龙对薛明说:“今天,叶群一个人在会上就讲了好几个钟点,中间还不断地插话。”“她说了罗瑞卿那么多坏话,有的离奇得很。你看叶群说的那些,罗瑞卿真的会做得出来?不,不会的。我看叶群的话靠不祝”会议开始后的第四天,叶群突然来访。她说林彪很关心贺总,要她来代为问好。过了两天,薛明回访叶群。叶群说:“1965年8月1日《人民日报》上刊登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民主传统》一文,是林总决定用贺总名义发表的。因为林总考虑到贺总在群众中的威望高,特别是近几年来在国防建设上有功。”“过去我多年不到你们家,是因为怕贺总骂我,我摸不透贺总的脾气。”“过去你说过我那么多坏话,只要以后不再说了,我也就既往不咎了。”

而1967年2月14日,武汉市财贸干部外语教员晏章炎的一封诬告信,让林彪等人如获至宝。信中说:“1933年,贺龙主动要求投降。蒋派熊贡卿去后,贺龙要求当军长,蒋介石只同意让他当师长,贺龙嫌官小没有谈成。怕事情暴露,为了灭口把熊贡卿杀了。”

  薛明说:“过去的事你我都清楚。”

6月13日,林彪、叶群派人到武汉进行了调查。

  叶群,原名叶宜敬,又叫叶瑾。1937年在南京时,曾在国民党电台里当过广播员,在青年战地服务训练班与国民党教官关系暖昧,还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举办的“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讲演比赛,并向国民党CC系办的壁报投稿。1942年延安整风时,薛明出于对朋友的关心,曾劝叶群把这些事情向组织讲清楚。这是一个共产党员、革命战士应有的态度。但当时已与林彪结了婚的叶群却为此撒起泼来。薛明无奈,只好把她拉到中共中央组织部去说理。从此,林彪和叶群一直对此事耿耿于怀。叶群在这里说的“过去你说过我那么多坏话”,就是指的这件事。

调查人员发现了1934年3月17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就此事给党中央的专门报告。报告中说:“去年12月蒋介石曾派一代表熊贡卿来游说贺龙同志,企图收编,熊先派梁素佛来,贺龙同志首先发觉和揭露来人之阴谋,……乃将熊事公开,举行群众审判枪毙之。”

  过了两天,叶群又对薛明说:“我提醒你一个问题。你们的邻居林月琴(罗荣桓元帅夫人)的弟弟是军统特务①,你们还来往那么密切,还把机密文件给他们看。要说你们通军统,你们说不清。”薛明解释说,这是总政治部的一位负责人让送给她看的,都是一般文件,但叶群根本不予理会。

尽管该报告与晏章炎的说法完全相反,但在调查人员的授意下,晏章炎又写了一份与上次内容完全相同的所谓“揭发”材料。这个晏章炎就是当年经办此事的国民党南昌行营第二厅厅长晏勋甫的儿子。

  薛明将她与叶群之间的谈话告诉了贺龙。贺龙说:“不能小看叶群来访。

7月12日,该材料以贺龙“通敌未遂”上报中共中央。9月7日,叶群在一次中共中央日常工作会议上提出:贺龙在湘鄂西同国民党大员秘密接头,企图投敌,问题严重,要立案审查。康生、江青、陈伯达、谢富治等人发言支持。9月13日,贺龙被正式批准立案审查。

  叶群说,她对以前的事情不记恨,难道她真的是这样吗?如果她真的不记恨,还会这样念念不忘吗?”停了一会,又说:“这次会议也不那么简单,他们是有更大目的的。”

  上海会议从12月8日一直开到15日。在7天的时间里,除莫须有之词和造谣诬蔑,没有揭发出什么实质性的问题。然而,在会议结束时举行的一次中共中央军委常委会上,罗瑞卿却被免去了军委秘书长和总参谋长的职务。这次会议以后也不让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了。

另外,1968年3月,国务院参事室参事李仲公将两封据称是贺龙早年的“亲笔信”交给了参事室,并提出要向周总理报告,和周总理本人单独谈。事情的起因是:3月20日,驻国务院参事室军代表王炳辉召集参事室造反队负责人开会,布置发动参事们揭发所谓“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的历史问题。在3月25日的参事全体会议上,王炳辉进行了动员。之后,就有了李仲公提交的材料。参事室接到材料后,感觉此事非同小可,当即向总理联络员郑凯做了电话汇报,郑要求将原信马上送到总理办公室。

  会议结束后,贺龙与董必武等一起到广州休息。第二年3月,贺龙按照预定计划到成都,并视察正在建设中的大西南钢铁基地攀枝花。这是毛泽东不久前交给他的任务。视察中,他翻高山、涉峡谷,深入工地各个角落,与工程技术人员一起研究规划,讨论解决各种问题。他还不顾危险到正在施工的隧道深处,了解工程进度,向职工和战士问好,使全体人员受到很大鼓舞。随后,又不顾疲劳视察了正在建设中的官村坝铁路隧道工程。待他视察完毕回到北京,已经是1966年4月9日了。

1927年3月,蒋介石曾经派时任其秘书长的李仲公到武汉“拉拢”贺龙,而贺龙先是佯装有兴趣与蒋联络,待李真的透露底牌时,却将李仲公抓了起来。考虑到各方关系,贺龙将李转押给了国民革命军第八军总指挥唐生智。“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号召揭发贺龙,他便自行伪造了贺龙向蒋介石的乞降信,诬陷贺龙。

  不久,一场被称为“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动乱开始了。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人的所谓“反党罪行”,制定了指导这场动乱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总理下令重新调查李仲公提交的“贺龙求降信”的真伪。经过艰难的调查取证,1974年9月23日得出结论:“求降信”所用纸墨是1940年以后出产的,也就是说,李仲公1968年春交出的两封信是伪造的。

  而后,在8月1日至12日召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不指名地批评刘少奇“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同时毛泽东又写信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对他们的“造反行动”表示“热烈的支持”。动乱局面遂由北京扩展到全国。

  贺龙具有坚强的党性是尽人皆知的。他对党中央、毛泽东坚信不疑,不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只要一听说是党中央的决定、毛泽东的指示,他总是坚决贯彻执行的。但是他对毛泽东发动的这场所谓的“文化大革命”怎么也不能理解。革命一生的干部一夜之间变成了“走资派”,战功赫赫的将军成了“叛徒”、“特务”,这种历史的大颠倒,他无论如何不①林月琴的弟弟为此被迫害致死,此冤案已于1978年以后彻底平反。

1969年4月的九大,林彪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了党纲。一天,贺龙用手指着毛泽东和林彪的合影照说:“现在已经不是这个人的问题,而是这个人的问题了。只要毛主席说一句‘贺龙没有问题’,事情就完结了。我相信,毛主席总有一天会说这个话的。”

  能接受。

可惜,两个月后的6月9日,贺龙被迫害致死,含恨离开了这个世界。直到1974年9月29日,中共中央才专门发布文件,为蒙冤去世的贺龙恢复了名誉。

  在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揪工作组时,有人将反对刘少奇的大字报贴到了王府井大街上。贺龙听说后着急地说:“这样做很不妥当,刘少奇还是国家主席嘛!”“把一个国家主席弄成这样,对外影响多不好。”

  当时,周恩来负责解决清华大学的问题,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参加了清华大学工作组,贺龙要薛明立即到人民大会堂去向周恩来转达他的意见说:“解决清华问题应该和北大有所不同。要照顾到团结。”

  薛明来到人民大会堂向周恩来说明来意。周恩来问:“这都是谁的意见?”薛明说:“是贺龙、李井泉,还有王任重,他们在一起研究的意见。”

  周恩来问:“他们是这样说的吗?”薛明说:“是。”

  回来以后,薛明把这一切告诉了贺龙。贺龙说:“好,见到了就好。”

  当时,在天安门广场开群众大会,什么人登上天安门成了政治晴雨表。

  人们一般可以从某个领导人是否登上天安门和站在什么位置上看出他政治地位的变化。8月18日,毛泽东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和红卫兵时,刘少奇、邓小平与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上了天安门,尽管他们已在党内受到了批判。贺龙对这样的安排是满意的。回来后,听到有人说:“今天场面很大,效果也很好,就是刘少奇有点灰溜溜的。”他立即严肃地批评说:“你这个同志是咋个搞的嘛。一个国家主席有什么灰溜溜的,你这样说是不对的。”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期及会后,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连续召开党的生活会,解决所谓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由于毛泽东已经点了刘少奇、邓小平的名,会议越开越不实事求是,上纲越来越高。贺龙对此很不以为然。

  一次,毛泽东问贺龙:“你发言了没有?”贺龙说:“还没有发言。”

  毛泽东又问:“怎么不讲一讲?”贺龙把身体挺了一挺说:“报告主席,我上不了纲噢!”

  不久,生活会不开了。贺龙高兴地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来看望的友人。有人问:“怎么不开了?”贺龙说:“再开下去不得了,还要上纲!”

  在此期间,贺龙和肖华谈起文化大革命和怎样看待老干部问题,他说:“文化大革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照现在这种搞法,好象是要在党内重新清理阶级队伍。这些老干部为革命工作几十年,有的几次都差点被敌人杀头。

  他们是什么阶级,难道党还不清楚吗?”

  9月中旬,一个被当作“叛徒”、“走资派”批判的领导干部把他的检查稿拿给贺龙看。检查稿的最后提到要“炮打司令部”。贺龙看后说:“你为什么要提炮打司令部?难道你承认你自己是资产阶级司令部吗?”贺龙自始至终都不认为党内存在一个什么“资产606阶级司令部”,不认为在中共中央第一线工作的领导人是“站在资产阶级立潮,“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更不相信那么多领导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一天,康生碰到贺龙,问他:“你知道杨植霖这个人吗?”

  贺龙说:“我知道。”康生说:“他到伪军里工作,是叛徒。”贺龙反驳说:“他不是叛徒,是组织上派他去的。”1986年劫后余生的杨植霖在谈起此事时说:“事实上当时贺老总已经处在非常困难的境地,还这样仗义执言,保护我们。这种为他人和党的事业不顾个人安危的高尚品格,只有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到他的特别可尊和可贵。”

  1966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工作会议,会后开展了“扫除阻力,搬掉绊脚石”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军队院校也乱起来了,一大批外地军事院校的师生来到北京。他们与地方的“造反派”联合起来,冲击军事要地,抢劫国家机密档案,一时间,弄得各军事机关无法工作。11月13日,中央军委“文革小组”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大会,请几位元帅出面做工作。出席这次会议并讲话的有贺龙、陈毅、徐向前、叶剑英。在陈毅讲话之后,贺龙讲了话。他特他讲了军队院校师生在大串连中要做好样子的问题。

  贺龙说:“应当发扬解放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作风,在串连途中积极宣传毛泽东思想,为人民群众做好事”,“应着军装,发扬三八作风,模范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铺张浪费,不搞特殊化”,“不泄露军事机密,不携带机密文件,不携带武器”,“不个人单独行动。”他特别要求军队院校师生“不介入、不干涉地方的文化大革命,不参加地方炮打司令部、上街游行和吵架之类的活动”。这是贺龙生前最后一次在群众大会上讲话,也是唯一的一次在公开场合谈如何参加“文化大革命”的讲话。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到这次讲话,贺龙一直不相信党内存在“两个司令部”。他维护刘少奇、邓小平的威信,反对“造反有理”。很显然,贺龙与其他几位老帅关于如何参加“文化大革命”的讲话,是与林彪、江青一伙相对立的,也是对他们乱中夺权阴谋的揭露和批判,因此,自然遭到了他们的忌恨和反对。

  “告我的阴状,我不怕”

  林彪要打倒贺龙,还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

  1942年春,贺龙到达延安担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有一次,毛泽东同他谈到了林彪,提到在遵义会议时,林彪表面上承认毛泽东的领导,背地里却经常散布不满情绪,甚至骂娘;1938年洛川会议时,林彪不顾全大局,对毛泽东关于留兵保卫陕甘宁边区的建议,默不表态;抗战期间,林彪曾说与蒋介石谈判时要说些好话等等。毛泽东的这次谈话,后来被林彪知道了。

  再加上1937年参加洛阳会议之后,在返回山西的路上,林彪曾给贺龙写过一张纸条,说蒋介石有抗战到底的决心,回部队我们可以吹吹风(这个纸条,后来被贺龙警卫员洗衣服时泡坏了)。这些事情成了林彪的一块心病,生怕会被贺龙揭出来。全国解放以后,贺龙按照毛泽东的建军思想,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每到一地都强调驻军应向地方党委汇报工作,要求地方党委认真抓军队;部队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古田会议决议,把工作重点放在基层;要练为战,不为看;要重视新式武器的研制和生产,加强国防后备力量建设。他坚持党的三大作风,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在于部问题上搞“五湖四海”。在他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期间,军队各项工作都取得了很大成绩,特别是他同叶剑英、罗瑞卿一起,通过推广郭兴福教学法,把全军的军事训练推进到一个新阶段,受到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赞扬。这些都令林彪十分不满,害怕毛泽东不断委贺龙以重任,威胁自己的地位,成为他们阴谋夺权的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在一次会议上,林彪公开表露了这一点。他说:他之所以要打倒贺龙,考虑的是“主要危险在毛主席百年以后”,怕那时,贺龙“会放炮起哄,会闹乱子”。

  1959年林彪接任国防部长以后,就在海军、空军等单位培植亲信,打击、陷害那些不随波逐流的干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在这两个单位的林彪亲信乘机夺权。在海军的李作鹏等搞阴谋活动,制造假材料,要把海军的主要领导干部打成所谓“罗瑞卿分子”;在空军的吴法宪也要把反对他的干部打成“反党小集团”。1966年7月初,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听取汇报后,指示要解决海、空军的问题。

  7月7日,在中央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传达了刘少奇、邓小平的指示:“李作鹏等搞地下活动是不对的。”贺龙虽已不再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了,但他仍然直率地在会上说:“搞地下活动是第一位的错误。有问题摆到桌面上来,要搞阳谋,不要搞阴谋嘛。”7月11日,军委常委讨论解决空军问题时,贺龙在发言中批评了吴法宪,指出他在空军的工作“只报喜、不报忧”,“政治思想工作薄弱”,“有许多都是假的。”李作鹏,吴法宪被批评,当然威胁到了林彪。为了稳住自己的阵脚,林彪在军委常委会后提出:“海、空军现在班子不动。”贺龙却说:“个别的也可做些调整嘛。”林彪对此极为不满。

  8月28日,林彪把吴法宪找去,对他说:贺龙“有野心”,“到处插手,总参、海军、空军、政治学院都插了手”。“空军是一块肥肉,谁都想吃”,“你要警惕他夺你的权”。他让吴法宪回去把贺龙“插手”空军的情况写个材料给他。

  9月2日,林彪打电话给李作鹏说:“你要注意贺龙,贺龙实际上是罗瑞卿的后台。他??拉了一大批人来反我。军委很快要开会解决他的问题。

  你就这个问题尽快写个材料。”

  在此之前,总参谋部外事局的一些工作人员提出暂时不让某领导干部参加外事活动。他们的要求遭到总参党委的反对,但得到了中央的同意。于是他们敲锣打鼓到总参党委“报喜”。总参作战部部分干部写大字报表示支持,作战部长王尚荣也被迫在大字报上签了名。林彪立即抓住这件事,先是将它诬陷为“夺权”性质的行动,然后,因为王尚荣曾在贺龙领导下工作过,就诬陷说:“这是受贺龙指使的”,是贺龙“到处插手”、“夺权”的“证据”,并告诉他的亲信:“你们要就此事尽快写个材料给我。”

  在总后勤部、装甲兵、后勤学院、政治学院等单位,林彪他们也作了同样的布置。

  林彪深知,要搬倒贺龙,还必须在最忌讳的问题上作文章。叶群指使中央军委办公厅警卫处长宋治国在一份诬陷贺龙的材料中写道:“贺龙亲自保管1支精制进口小手枪,夜间睡觉时常压在自己的枕头底下,外出带上”。

  “这支枪最近两个月又每天放在枕头下,最近外出也自己带在身上。”后来,又有人告密说,贺龙有支小手枪,“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放在住中南海的董必武女儿那里,以便贺龙“借到怀仁堂开会之机,用来暗杀毛主席”。

  这样荒唐的诬陷,很快得到了澄清。有一天董必武为此事严肃地询问了他的女儿。他女儿惊讶地说:“这是从哪里说起!这支枪不是贺老总放到我这里的,而是很早以前有一天我和几个男孩子一起到贺老总家时,贺老总给我玩的。那还是1957年的事。”为了说明事实真相,她赶紧从箱子里把放了近10年的那支小手枪找出来,交给了有关部门。验枪的人发现枪栓锈的拉不动,用了很大的劲去拉,才拉动了一点,此人笑了笑说:“这支枪根本不能用。”

  然而,林彪仍然将这些诬告信连同李作鹏、吴法宪这些人写的诬告贺龙的材料迭给了毛泽东。

  9月5日上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休息室里,毛泽东把林彪送来的吴法宪的诬告信交给了贺龙。贺龙看后问道:“我要不要找吴法宪他们谈谈?”毛泽东说:“有什么好谈的?”又说:“你不要怕,我当你的保皇派。”“我对你是了解的,我对你还是过去的三条: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斗争狠,能联系群众。”接着两人谈起了关于孙中山闹革命以及护国、护法斗争中的一些往事,谈话时间很长。

  贺龙哪里知道,这次谈话后的第三天,林彪就在一个“小型打招呼会”上,要大家对贺龙的所谓“夺权阴谋”“提高警惕”。

  9月9日晚上,毛泽东让秘书徐叶夫给贺龙打电话说:“经过和林彪还有几位老同志做工作,事情了结了,你可以登门拜访,征求一下有关同志的意见。”

  大半生都在枪林弹雨中渡过的贺龙,最看不得在背后搞阴谋活动,他气愤地说:“有什么能耐摆到桌面上来嘛!背后嘀嘀咕咕算什么本事!”又说:“哼!告我的阴状,我不怕。”但是,他还是听了毛泽东的话,9月10日上午到林彪住处去征求意见。

  贺龙说明来意后,林彪说:“贺老总,我对你没有意见。”贺龙说:“不,林总,总会有一点吧。”林彪停了停,好像想起什么似的说:“要说有吧,也只那么一点点。就是,你的问题可大可小,主要的是今后要注意一个问题,支持谁,反对谁。”贺龙笑了笑说:“林总,我革命这么多年,支持谁,反对谁,你还不清楚!谁反对党中央、毛主席,我就反对谁;准拥护党中央、毛主席,我就支持谁!”话不投机,俩人都无话可说,贺龙坦然起身告别。

  在贺龙和林彪谈话时,叶群与几名警卫埋伏在幕后,企图捉住贺龙暗杀“林副主席”的把柄,结果什么也没得到。这次谈话,使林彪感到精心策划的诬告并没有达到“控制”贺龙的目的。于是,一个更加阴险毒辣的迫害贺龙的阴谋活动接着开始了。

  12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毛泽东向贺龙打招呼,请他到前面就坐。贺龙坐到了毛泽东身边。这是贺龙生前最后一次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在西山的日子里

  1966年底,在林彪、江青等人的挑唆、鼓动下,体育系统的造反派将斗争目标集中到贺龙身上。他们分批不停地找贺龙“澄清问题”、对各种事情表态。贺龙日夜不得安宁,无法休息。12月26日,周恩来对贺龙说:“你身体不好,在家中,造反派天天找你,你得不到很好休息。组织决定你暂时搬到新六所去祝家中的事情由我来管。”到新六所没有多久,解放军政治学院造反派声称要结队前来揪斗贺龙。薛明三次向周恩来告急,没有及时得到回答。贺龙对薛明说:“有什么了不起的事,他们是瞎胡闹!走!我们回去和他们讲理去!”路经中南海,贺龙、薛明来到周恩来的住处,他要向周恩来报告准备搬回家去祝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没有回来,秘书为他们在西华厅搭了床,对他们说:“总理让你们先在这里休息,暂不要回家。”

  周恩来很忙,每天都是天快亮时才能回家,没有时间与贺龙谈话。但贺龙住在他的家里,他承担着巨大压力。1967年1月19日下午4时,周恩来与李富春一起来找贺龙正式谈话,周恩来说:“本来这次谈话还有江青同志,但她临时说有事不来了。”周恩来告诉贺龙:林彪说你在背后散布他历史上有问题,说你在总参、海军、空军、装甲兵、通信兵到处伸手,不宣传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百年之后他不放心。还有,关于洪湖肃反扩大化问题,你、夏曦、关向应都有责任。你要好好想一想。贺龙几次按捺不住,站起来想说话,但没有等他说话,周恩来紧接着说:“你不要再说了。毛主席不是保你嘛。我也是保你的。给你找个地方,先去休息一下,等秋天我去接你回来。”

  周恩来还勉励贺龙说:“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贺龙听了周恩来的话,伤心地说:“我没想到把我看成这样的人”。

  1月20日凌晨4时,贺龙和薛明被送到北京西山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地方。这是一处建在半山腰的平房院落,三面是山,只有一条路可以出入,除了贺龙、薛明以及看守他们的警卫战士以外,什么人也看不到。大半辈子都是在激烈的战斗和紧张的工作中渡过的贺龙,骤然离开群众,离开工作,到这么一个荒僻的山沟里,真是难以忍受。贺龙对薛明说:“我真不该到这个鬼地方来。别人不了解我,难道他周恩来还不了解我?看来周恩来的处境也很困难了。”停了片刻,贺龙又说:“洪湖的事可以考虑,其他事情都是林彪对我的陷害。我在旧社会见过各种人,碰到过各种主义,选择来选择去,最后认定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从此以后,我就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党和共产主义。两把菜刀闹革命、北伐、南昌起义、湘鄂西、陕甘宁、晋西北,谁不知道我贺龙?毛主席不是还赞扬过我吗?我要回去,找他们算帐。”说着,起身芽鞋,但看到门外有警卫走来走去时,又坐了下来。从此,他像一头关在笼于里的雄狮,整日坐卧不宁,食量减少了,睡眠也差了。

  他经常思考着周恩来与他的谈话,对薛明说:“说我背后散布林彪历史上有问题,这完全是无稽之谈!”“还说我到处伸手夺权,不宣传毛泽东思想,这也是林彪一伙编造的,能有人相信吗?”“这话听起来厉害,实际上完全是胡扯。”“关于湘鄂西肃反,说我要负多大责任,我想不通。当时,我不是肃反委员会的委员,审讯、杀人我都不知道。”“过去,周逸群曾跟我说过,要警惕党内有‘老鸡婆’(机会主义分子)。我懂什么是老鸡婆?

  参加党才那么几年,政治水平只有那么高。”“要说我当时作为最高负责人之一,最终没有保住像段德昌等一大批好同志,使党的事业受到了不可估量的损失,我是有责任的,但不能各打三十大板,那样是不公平的。”

  他开始如饥似渴地学习,想通过学习来寻求“文化大革命”以来那些使他疑惑问题的答案。

  贺龙上山以前就已掀起的上海“一月夺权风暴”,这时刮得更厉害了。

  全国从上到下差不多所有的党政组织几乎都被砸烂或处于瘫痪状态。大规模的武斗此起彼伏,打、砸、抢、抄、抓之风蔓延全国,生产停顿。看到这些,贺龙忧心如焚,他对薛明说:“这是要不得的啊!连最起码的生产都不搞了,将来人民吃什么,穿什么呢?!”他沉痛地回忆起1932年到1934年间,王明路线的代理人在洪湖地区错误地大搞“肃反”的情形。他说:“那个时候,有多少好同志呀,都是忠心耿耿的,能打仗,有本事的??,都被诬蔑为改组派而被杀掉了??啊,一滩滩的血,真是血的教训噢!”“把革命的同志当作敌人对待,是要不得的呀。我真担心有人再搞这一套!”

  贺龙反复学习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他说:“看,讲得多好!要是都按照这本书上讲的去做,那就好了!”一次,他看着看着猛力把书本一合说:“不对头啊!现在矛盾都搞乱了,把自己的同志都当成了敌人。‘洪洞县里没有好人’喽!”他说:“你看,按照毛主席的说法,动机与效果是统一的,但现在的情况是怎么也统一不起来。盲目地破坏与有计划地建设,能统一起来吗?

  对干部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律往死里打倒与关心爱护干部,能够统一起来吗?

  除非他们是另一种动机,追求的是另一种效果。”他陷入深深的思考之中。

  在此期间,贺龙养成了看名单的习惯。只要报纸上报道什么大的政治活动,他都要戴上老花镜,逐个看那长长的名单,每当看到一个熟悉的名字,嘴角上就挂上了笑容;发现过去和他一道战斗过的老干部不见了,他就叹口气说:“怕是又叫他们给关起来了!”不禁感叹地说起这个人在战争年月的往事。最后又总要加上一句:“又是和我连到一起了!要是我能出去,替他说上句把话就好了!”

  这年夏天,天热少雨。一连45天每天只给贺龙、薛明一小壶饮用水。水不够用,他们只好在下雨天,把水盆、脸盆甚至水杯都拿到门前去接雨水。

  一次,雨下得大些,贺龙、薛明抬着盛满雨水的盆子往回走,在上台阶的时候,脚下一滑,贺龙摔倒了,扭伤了腰。剧烈的疼痛使他靠在椅子上18天不能活动,连大便也解不下来,十分痛苦。医生不来,薛明急中生智,用那条备用氧气袋上的橡皮管给贺龙灌肠,什么办法都用了,总算使贺龙的便秘有了缓解。薛明还不时紧搓双手,使手心发热,为贺龙热敷,贺龙幽默地说:“薛明的两只手是个小小发电厂。”

  贺龙的头发、胡子长了,薛明用做衣服的剪刀为他理发、修胡子。每次剪理完了,贺龙都幽默地摸摸头发和胡子说:“很好,完全可以去参加宴会。”他望着窗外湛蓝的天空说:“他们越是迫害我,我贺龙越应该是贺龙的样子。”

  到西山以后,在贺龙和薛明之间,有一个萦绕心头却谁也不愿触及的话题,那就是孩子。贺龙很爱孩子。在离开中南海西华厅来西山以前,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造反派”正在围捕贺龙等人的子女,贺龙很为此事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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