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顶娱乐沈从文的故事,寂寞之路

日期:2019-07-13编辑作者:现代文学

  1938年三、四月,沈从文搭乘汽车离开沅陵,西行经晃县,出湘境,取道贵州玉屏、贵阳,再入滇去昆明。

一·不加入“左联”

  到达晃县转车时,人多车少,车票十分紧张,沈从文又是一筹莫展。亏得一位中学毕业的售票员,弄清楚他的身份后,热情地对他说“你就是沈从文?我知道你。别急,我给你弄一个好位子。”其时,由于正处战争时期,汽油匮乏,车辆都自带木炭应急,路况又极恶劣,路上常有翻车事故发生,沈从文乘坐的汽车却一路平安。

1935年前后,沈从文好友胡也频、丁玲等先后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胡也频劝他也加入,考虑再三,他还是婉言谢绝了。随着左联的成立,始于1928年的以太阳社创造社为一方,以鲁迅为另一方的激进作家间的论争己告结束。突然剧烈爆发,又突然沉寂,使他感到不可思议。这一切在他看来,似乎起因于文学与政治的结缘,政治更多地需要目前,而文学在注意目前的同时,似乎更值得向人类远景凝眸。文学有相对独立的一面。他对胡也频说:文学方向的自由正如职业选择的自由一样,在任何拘束里我都觉得无从忍受。我却承认每一个作家,都可以走他自以为正当的途径,假若这方面不缺少冲突,那解决它,证明它的是非得失,还应当是他的作品。尽管我从来不觉得我比那些人有丝毫高尚,而且居多还感觉到自己充满弱点性格的卑微庸俗,但很难和另一种人走向一道路。我主要是在任何困难下,需要充分自由来使用这支笔。

  经过20多天的长途跋涉,终于到达了昆明。先期到达的汪和宗到车站将沈从文接到城里。

二·京沪之争

  临时落脚处,是蔡锷发动反袁战争时在云南的旧居。这是一栋极平凡的小房子,斑驳陆离的瓷砖上,有“宣统二年造”字样。老式的一楼一梯,楼梯已霉朽不堪,走动时便轧轧作响,砖砌拱曲尺形长廊,因风雨剥蚀,早已倾斜。只有院子里两株合抱大的尤加利树枝劲叶茂,勃然有生气。对面是当年五省联帅唐赓萤公馆。那是一座美轮美色的建筑,以其花木亭园名贵一时。中日战争爆发不久,便成了美国驻昆明的领事馆。两座建筑隔路相对,形成奇异鲜明的对比。

1933年10月,沈从文在《大公报·文艺》上发表《文学者的态度》一 文。批评文坛上一种不良风气:一些人从事文学者以“玩票”、“白相”的态度从事写作,其意却不在文学。一方面,对写作缺少严肃认真的态度,一方面对自己的作品又作自吹或相互捧场,力图出名,登龙有术。“这类人虽附庸风雅,实际只与平庸为缘。”由于这类人,败坏着文坛风气,以至想望中国产生伟大作品,实近于幻想。真正有志于文学事业的年轻人,应在“厚重、诚实、带点儿顽固,而且带点儿呆气的性格上,作出纪念碑似的惊人成绩。”并指出,这类人在上海寄生于书店、报馆、官办杂志,在北平则寄生于大学、中学以及种种教 育机关中。此文立即引起身居上海的杜街不满。并在《现代化》发表《文人在上海》为“海派”辩护。认为北方作家不间一切情由而用海派文人这名词把所有居留上海的文人一笔抹杀,有失公道。对此,1934年1月,沈从文又写了《论海派》一文,将海派定为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相结合,并引申为投机取巧、看风使舵,明确将茅盾、叶绍钧、鲁迅以及大多数正在从事文学创作杂志编篡人,排除在海派之外,同时指出海派作家与作风并不独独在上海一隅,在北方也同样存在。沈、杜之争,很快引起文坛关注,并受到鲁迅的注意。2月3日在《申报·自由谈》上,以孪廷石署名, 发表《京派与海派》,一方面指出杜对沈文理解不确,同时又对原先的争论加以引申:北京是明清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宫,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宫,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宫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总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离的帮忙而己,但从宫得食者其情状隐,对外尚能傲然,从商得食者其情状显,到处难于掩饰,于是忘其所以者遂据以有清浊之分。而宫之鄙商,亦中国旧习,就更使海派在京派的眼中跌落了。有人误解了沈文的目的,使他十分失望。2月 17 日,写下了《关于海派》,宣布放弃论争“就中或有装作看不明白本文的,故意说些趣话打谭,目的却只是捞点稿费。或者己看清了本文意思所在,却只挑眼儿摘一句两句而发感兴。

  站在院子里的尤加利树下,沈从文不由想起历史上默不言功的将军冯异。不求生前的虚荣,不计身后的寂寞,一切有益于民族、人类的事功,皆成于一种沉默的努力中。……自沈从文逃离北平后,夫人张兆和携带两个孩子,留在沦陷的北平,直到1938年初,母子三人同九妹岳萌,才途经香港,取道越南河内,沿滇缅线到达昆明。一家人长达一年多的离散奔波,相互间说不尽的思念、担心、痛苦,至此方告结束。

三·禁书问题

  张兆和到达昆明后,沈从文随家眷住青云街六号,不久迁北门街蔡锷旧居,连同九妹岳萌、四妹张充和,与杨振声及其女儿杨蔚、儿子杨起,刘康甫父女、以及汪和宗,组成一个临时大家庭,外加金岳霖寄养的一只大公鸡杨振声俨然家长,吃饭时一大桌,杨面南而坐。刘左沈右,无人指定,却自然有序。我坐最下首,三姐在我左手边,汪和宗总管伙食饭帐。这时,沈从文已在西南联大师范学院任副教授,第二年转北京上学(当时,西南联大所属各校上课不分开,编制分开)任教授,担任现代文学、习作课程。除教学和写作外,沈从文和杨振声一起,重新开始战前即已起首的教科书的编撰工作。这工作由杨振声领衔主管,却不常来;朱自清一周来一两次;沈从文、汪和宗、张充和则经常在青云街六号小楼上。沈从文任总编辑,分工选小说,朱自清选散文,张充和选、点散曲,兼作注解,汪和宗负责抄写。

1934年2月19日,上海党部奉命查禁了149 种书籍,其中大多为左翼作家著译。2月29日,沈从文写了《禁书问题》,对国民党当局“对于作家迫害及文学书籍的检查与禁止”提出批评。“就三四年来上海方面作家所遭遇的种种说来,在中外识者印象中所留下的恐怕只是使人对于这个民族残忍与愚昧的惊异,其它竟无所得。如目前这个处置, 当局诸公中,竟无一人能指出它的错误,实在是极惋惜的事情……当局方面对于青年人左倾思想的发展,不追求它的原因,不把这个问题联系到社会的黑暗与混乱,农村经济的衰落,不为他们的生存觅一出路,不好好研究青年问题,就只避重就轻,把问题认为完全由于左翼文学宣传的结果,以为只需把凡稍有影响的书籍焚尽,勒迫作家饿毙,就可以天下太平。这种打算实在是太幼稚。对国事而言太近于大题小做,对文学言又像太近于小题大做。”文章一出,立即遭到国控刊物攻击,上海《社会新闻》连载的一篇文章说:我们从沈从文的口吻中,早知道沈从文的立场是什么立场了,沈从文既然是站在反革命的立场,那沈从文是什么主张,又何待我们来下断语呢?这一裁定,在当时可以致人于死命。对此攻击,施蛰存在《文艺风景》创刊号上著文为他辩护:沈从文先生正和我一样地引焚书坑儒为喻,原意也不过希望政府要以史实为殷鉴,出之审慎,他并非不了解政府的禁止左倾之不得己,然而他还希望政府能有比这更妥当、更有效的办法。辩词又引起鲁迅的批评7月5日上海《新语林》半月刊发表以杜得机署名的文章“踊膜”,指出由于不明统治者心理,自以为“忠而获咎”,这就是隔膜,最后指出施先生在文艺风景创刊号上,很为忠而获咎者鸣不平…这自然是指沈从文。

  不久,昆明就有日机空袭轰炸。每当空袭警报一响,大家携家带口,忙匆匆外出躲避空袭。人们都往城外跑,金岳霖却总要跑进城里,去抱他那只大公鸡。后来,由于日机轰炸频繁、躲不胜躲,沈从文一家搬到了昆明附近呈贡县的龙街,距城十余里的乡下。留住城里的九妹岳萌,在一次轰炸中城里起火时,忙着帮助别人救火抢东西,不料自己的全部值钱物品却被歹徒乘乱劫走。因受刺激太深,承受不住,神经有了毛病。不得已,由沈从文托人送往湘西沅陵,嫁给了乌宿地方一个乡下木匠。20年后,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因缺粮断炊而饿死。

四·谈上海的刊物

  在西南联大任教期间,沈从文和许多热情爱国的学者、教授,成为大受学生欢迎的人物。同战前在北平一样,沈从文一边默默笔耕,一边热情关心、接近那些爱好文学的青年学生,冀望着为文学运动造就一批生力。后来,在文学上取得了出色成绩的汪曾祺、林蒲(美籍华人作家)等人,都是他在西南联大的学生。

1935年8月,沈从文发表《谈上海的刊物》,对上海各刊物综评。对幽默小品的盛行提出较多的批评,指出《论语》给读者的幽默,作者随意打趣,相去一间就是恶趣,《入世间》要人迷信性灵,尊重袁中郎的宣传小品比任何东西还重要,文章便慢慢转入游戏。沈问道:20 来岁的读者,活到目前这个国家里,哪里还能有这个满洒情趣?哪里还宜于培养这种情趣?其次,他还批评了一些刊物为谋求铺路,不惜针对一个目的,向异己者加以无怜悯无节制的嘲讽与辱骂。其文贯穿两个主张:一是应有严肃的创作态度,一味提倡性灵,只能转入带戏,与时代要求不符:为幽默而幽默的结果,难免坠入恶趣,这是针对周作人、林语堂等到人提倡幽默闲适小品的现象而发的。二是应注重文学作品本身的创作,充斥刊物的相互嘲讽和私骂,不仅培养读者的不良风气,势必影响创作的实际成绩。鲁迅又对此提出批评:私中有的较近于公,在骂之中,有的较合于理的,居然来加评论的人,就该放弃了看热闹的情趣,加以分析,至于文人,则不但要以热烈的憎,向异己者进攻,还得以热烈的憎,向死的说教者抗战。

  记得由西南联大及其他大学爱好文艺的学生所组成的“高原文艺社”,有一次开会,请沈先生演讲。有人曾提到,英国人说,英国能不能保留印度,是次要问题,但英国绝不能没有莎士比亚。而中国呢?日本占领了中国大片土地,日本人错了,我们中国大后方,甚至沦陷区,始终有如沈从文先生一类明智人士,继续给我们指导。失土的收复,是迟早的事!话说得对,说出了人人心上的话了。在漫长的抗日时期,谁不愿拿着自己的血和肉,造成新的长城!主要是建立正确的路向。那时候,沈先生等接近年轻人,处处抗敌御侮,注射了新鲜的血液,教学之余,创办杂志刊物,评论时政得失。……结果,沈先生便受到了左的或右的打击。沈从文的路子是寂寞的!

五·差不多现象

  他是默默地固执地走着他的寂寞的路子。至于接近年轻人,鼓励年轻人,除了为年轻人向国家社会讨回“公平”而不随意折磨之外,就以我个人为例吧,只要你愿意学习写作,无时无刻不可以和沈先生接近。我当时在国内发表的文章十之八九,都经沈先生润色过的,全篇发回来重写也是常有的事。在沈从文离开沅陵去昆明时,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老舍被推选为总务部主任,主持“文协”日常工作,沈从文到达昆明后不久,收到了老舍的一封来信,请他出任云南“文协”第一任主席。这时,沈从文正痛感文坛龙蛇不一,一些本身没有任何作品,却别有所图的人挤进“文协”来凑热闹,这个认死理的“乡下人”,眼前的现象与他要求于文学运动的“清洁”标准不符,现实总让他失望。世界上任一社会运动都不可能以纯粹的形式进行,合目的性与反目的性总是同并时存。因此,他在给老公的回信中问道:究竟是有了作品才是作家,还是进了“文协”就是作家?

(1936年)6年10月,沈从文发表《作家间需要一种运动》,指陈文学创作中普遍存在的差不多现象及原因。“文章内容差不多,所表现的观念差不多,说得蕴籍一点,是作者都太关心时代,已走上一条共通必由的大道,说得诚实一点,就是一般作者都不大长进,因为缺少独立识见,只追求时髦,结果把自己完全失去了。又引起文学界的普遍关注。后来,他进一步阎明自己所持的文艺自由主义立场。”我赞同文艺的自由发展,正因为在目前的中国,它要从政府的裁判和另一种‘一尊独占'的趋势里解放出来,它才能向各方面滋长、繁荣,拘束越少,可试验的路越多。1937年夏,讨论在北方达到高潮普遍认为说的是老实话,而在南方,却引起不尽相同的反响。1937年7月,茅盾连续发表“新文学前途有危机么”、“关于差不多”,对沈文的观点提出批评,认为新文学20年发展的全体而观,矛盾中有发展不曾走过回头路,而沈单就现在的作品发议论,是把范围缩小了,虽然所谓差不多未尝不是现文坛现象之一,但无视了视野扩大,这一进步重点而只抓住了差不多来作敌意的挑战,且抹杀了新文艺发展之过程,幸灾乐祸似的一口咬定住了新文艺发展时所不可避免的暂时幼稚病,作为大多数应社会要求而写作的作家的弥天大罪,这种立宫和态度根本要不得!

  对这样的问题,老舍自然无从作答,沈从文出任云南文协主席一事只好作罢。

六·反对作家从政论

  然而,沈从文并没有置身于抗战文学运动之外,他始终关心着文坛的风云变化,并卷入了抗战时期两次影响极大的文举运动的论争。

1939年,沈从文发表《一般和特殊》,针对部分作家放弃文学创作的特殊性、将其等同于一般的抗日宣传工作的现象提出批评:“根据我个人看法,对于文化人知识一般化的种种努力,和战争的通俗宣传,觉得固然值得重视,不过社会真正的进步,也许还是一些在工作上具特殊性的专家,在态度上是无言的作家,各尽所能来完成的,中华民脱想要抬头做人,似乎先还得一些人肯埋头做事。这种沉默苦干的态度,在如今可说还是特殊性的,希望它在未来是一般的。1942年,再写《文学运动和重造》,进一步发挥了他的批评,文章提出两个问题,一是抗战时期文学创作,是满足于一般抗战通俗宣传,还是深入把握抗战时期的民族精神现实,使其成为民族百年立国的经典?二是作家是满足于际会风云,以文化人身份猎取一官半职,还是甘耐寂寞,在沉默努力中为民族抗战切切实实尽义务?该文很快遭到左翼文学界阵营的激烈批评,他的观点被概括为反对作家从政论,并与朱光潜、梁实秋等人的言论联系起来,视为反对作家抗战的反动文学思潮郭沫若在《新文艺的使命》说:作家从政,我们可能也反对,但要看是怎样在从,而所从的又是怎样的政,然而在抗战时的作家以他的文笔活动来动员大众,努力实际工作,而竟目之为从政,不惜鸣鼓而攻之,这倒不仅是一种曲解,简直是一种诬蔑。

  1939年月,沈从文发表了题为《一般或特殊》的文章,针对一部分作家放弃文学创作的特殊性,将其等同于一般的抗日宣传工作的现象提出批评。文章从社会技术进步导致社会分工的出现,知识学问趋向“专门化”、“特殊化”的历史规律入手,指出文学创作原是一门复杂的劳动,充满了试验,掌握文学性能很艰难,而现在不少人将文学看作一般的政治宣传品,这就导致人们常说的“抗战八股”的产生。因此,文学创作质量的提高,还得在一般的宣传小册子以外想办法。这些人好像很沉默,很冷静,远离了“宣传”空气,远离了“文化人”的身份,同时也远离了那种战争的浪漫情绪,或用一个平常人资格,从炮火下去实实在在讨生活,或作社会服务性质,到战区前方后方,学习人生。

1948年,沈从文受到日异升级的批判,被界定为桃红色的作家,他的全部文学活动,被描述为:特别是沈从文,他们一直有意识的作为反动派而活着,在抗战初期全民族对日寇争生死存亡的时候,他高唱着与抗战无关论,在抗战后期作家们加强团结,争取民主的时候,他又喊出反对作家从政。今天人民正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也正是凤凰再生的时候,他又袭起一个悲天悯人的面孔,称之为民族自杀的悲剧,而企图在报纸副刊上进行其和革命游离的所谓第三方面即第四组织。北平和平解放后,北大一部分进步学生,发起了对沈从文的激烈批判。一幅大标语从教学楼上挂了下来:打倒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第三条路线的沈从文。7月,全国第一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代表名单上,没有沈从文的名字,从此,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沈从文在文坛上消失了很多年,转而从事古代文物研究(主要是古代服饰研究),并取得了不小成果。

  或更担负一种雄心与大愿,向历史和科学追究分析这个民族的过去当前种种因果。这种人的行为,从表面上看来,却缺少对于战争的装点性,缺少英雄性,然而他们的工作却相同,真正贴近着战争。目的只有一个,对于中华民族的优劣,作更深的检讨,更亲切的体认,便于另一时用文学来说明它,保存它。他们不在当前的成功,因缘时会一变而为统治者或指导者,部长或参政员,只重在尽职,尽一个中国国民身当国家存亡忧患之际所能尽的义务。

 

  在说及特殊与一般的关系时,文章指出:根据我个人看法,对于“文化人”知识一般化的种种努力,和战争的通俗宣传,觉得固然值得重视,不过社会真正的进步,也许还是一些在工作上具特殊性的专家,在态度上是无言者的作家,各尽所能来完成的。中华民族想要抬头做人,似乎先还得一些人肯埋头做事,这种沉默苦干的态度,在如今可说还是特殊的,希望它在未来是一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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