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病室

日期:2019-12-08编辑作者:云顶娱乐网址

  首先,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把他的朋友领到伊维尔教堂里。他热烈地祈祷,不住地磕头,流下眼泪。做完祈祷,他叹口气说:

  九

  十三

  十五

  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也认为有责任常来拜访他的朋友,为他解闷。每次他走进安德烈·叶菲梅奇的房间,总是做出毫无拘束的样子,不自然地哈哈大笑,一再向他表明他今天气色很好,谢天谢地,事情正在好转,由此也可以得出结论,他认为自己朋友的病情毫无希望了。他至今没有归还在华沙借的款子,所以总是羞愧难当,神情紧张,故意扬声大笑,说些逗趣的事。他的那些笑话和故事现在变得没完没了,这对安德烈·叶菲梅奇和他本人来说都成了苦事。

  这次谈话又持续了近一个小时,显然对安德烈·叶菲梅奇产生了深刻的印象。从此他开始每天都到这间屋子里去。他早晨去,下午去,黄昏时也能看到他跟伊凡·德米特里在交谈。起先伊凡·德米特里见着他就躲开,怀疑他居心不良,公开表示不悦,后来跟他处熟了,他的生硬态度变成了宽容的嘲讽。
  不久医院传遍流言,说医师安德烈·叶菲梅奇经常去第六病室。医士也好,尼基塔也好,护士们也好,谁都弄不明白他去那里干吗,为什么一坐就是几个钟头,他谈什么呢,怎么也不开药方。他的行为太古怪了,连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去他家时也常常见不到他,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达留什卡更是纳闷,怎么医生不在规定的时间喝啤酒,有时甚至迟迟不来吃饭。
  有一天,那已经是六月底了,医生霍博托夫有事来找安德烈·叶菲梅奇,发现他不在家就到院子里找他。这时有人告诉他,说老医生去看精神病人了。霍博托夫走进偏屋,站在外屋里,听见了这样的谈话:
  “我们永远谈不到一起,您也休想让我相信您的那一套,”伊凡·德米特里气愤地说,“您根本不了解现实生活,您向来没有受过苦,您只是像条水蛭①那样专靠别人的痛苦而生活。我呢,从出生到现在,天天在受苦受难。固此我要坦率地说:我认为我在各方面都比您高明,比您在行。您不配来教训我。”——
  “我完全无意要您认同我的信仰,”安德烈·叶菲梅奇平静地说,他很遗憾对方不想理解他,“问题不在这里,我的朋友。问题不在于您受苦而我没有受过苦。痛苦和欢乐都是暂时的,我们别谈这些,由它们去。问题在于您和我都在思考,我们彼此认为我们是善于思考和推理的人,不管我们的观点多么不同,但这一点把我们联系起来了。您若能知道,我的朋友,我是多么厌恶无所不在的狂妄、平庸和愚昧,而每次跟您交谈我又是多么愉快!您是有头脑的人,我欣赏您。”
  霍博托夫把门推开一点,往病室里看。伊凡·德米侍里戴着尖顶帽和医师安德烈·叶菲梅奇并排坐在床边。疯子做着怪相,直打哆噱,不时神经质地裹紧病人服。医师低着头,一动不动地坐着,他的脸通红,一副无奈和忧伤的表情。霍博托夫耸耸肩膀,冷冷一笑,跟尼基塔对看一眼,尼基塔也耸耸肩膀。
  第二天,霍博托夫跟医士一起来到偏屋。两人站在前室里偷听。
  “看来我们的老爷子变得昏头昏脑了!”
  “主啊,饶恕我们这些罪人吧!”庄重的谢尔盖·谢尔盖伊奇叹了一口气,小心绕过水洼,免得弄脏擦得锃亮的鞋子,“老实说,尊敬的叶夫根尼·费多雷奇,我早就料到会这样!”

云顶娱乐网址 ,  “说什么也不行!”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抗议道,“这是个无与伦比的城市。我在那里度过了一生中最幸福的五年岁月。”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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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我们两人到底谁是疯子?”他懊丧地想,“是我这个竭力不打搅乘客的人,还是这个自以为比谁都聪明有趣因而不让人安静的利己主义者呢?”

  第二天早晨,他头疼耳鸣,感到周身瘫软。想起昨天自己的软弱他不觉得有愧。昨天他胆怯,甚至怕见月亮,真诚地说出了以前意料不到的思想感情,如小人物感到不满难免爱发议论的想法。可是现在他觉得一切都无所谓了。
  他不吃不喝,躺着不动,一句话不说。
  “我无所谓了,”别人间他话时他想,“我不想回答……我无所谓了”
  午饭后,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来了,带来了四分之一俄磅①茶叶和一俄磅水果软糖。达留什卡来过几次,呆板的脸上露出几分悲伤,在床头一站就是一个钟头。霍博托夫也来看望他,带来一瓶溴化钾,吩咐尼基塔烧点什么熏一熏病室——
  傍晚,安德烈·叶菲梅奇因脑溢血死去。起初他感到一阵剧烈的寒颤和恶心,那股难受劲像是渗透他的全身,直至手指,从胃里涌到头部,灌进了眼睛和耳朵。眼前的东西发绿。安德烈·叶菲梅奇明白他死到临头了,他忽然想到伊凡·德米特里、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以及千千万万的人是相信永生的。万一真能这样呢?然而他不想永生,他的这个念头也只是一闪而过。他昨天在书里读到的一群体态优雅、美丽异常的鹿正从他身前跑过,随后一个农妇向他伸出一只拿着挂号信的手……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说了一句什么。随后一切都消失了,安德烈·叶菲梅奇永远失去了知觉。
  勤杂工来了,抓住他的胳膊和腿,把他抬到小礼拜堂里。他躺在那里的桌子上,眼睛未合,夜里月光照着他。早晨谢尔盖·谢尔盖伊奇来了,他对着十字架上的耶稣像祷告一番,合上前任上司的眼睛。
  第二天,安德烈·叶菲梅奇下葬了。送葬的人只有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和达留什卡。
  一八九二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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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赏析
  《第六病室》这部严峻深沉、震撼人心的小说无疑是作家一生所写的最富反抗精神的作品之一,它揭露了沙皇俄国像监狱一般阴森可怕,批判了勿以暴力抗恶的主张。
  弥漫着污浊空气的第六病室,与其说是病房,还不如说是监狱。阴森的铁窗、残酷的毒打,这就是病人的“待遇”。这些不幸的“疯子”,其实就是囚徒,他们都是来自社会下层的受压迫受侮辱受欺凌的人们。引人注目的是,其中一个姓格罗莫夫的病人,似乎头脑很清醒,而且很有见地,他是病人?还是受迫害的囚犯?读者不禁产生这种疑惑。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主持这家医院的善良正直的拉京医生也被当作疯子抓了起来,关在这里。这真是惊心动魄的悲剧。契诃夫正是以这样犀利的笔触,通过两个知识分子的悲剧,以极大的愤慨,高度概括地描绘了沙皇俄国的黑暗现实,深刻地揭露了专制统治的罪恶。
  格罗莫夫是一位小职员,他受尽生活的煎熬,他热烈诚挚,充满智慧和理性,对黑暗残酷的现实有着清醒的认识。一次他看到一队押解而过的犯人而深受刺激。他一下子明白过来:他原来就生活在沙皇俄国这个大监狱里,而且永远无可逃遁。于是他再也不能安然地生活下去了,他每时每刻都感到被压抑得透不过气来。在这里,在第六病室里,他愤怒地叫喊:“我透不过气来啦!”“开门!要不然我就把门砸碎!”格罗莫夫的遭遇,概括了富有正义感的下层知识分子的遭遇。他的愤怒抗议在黑暗中震响,宣布残暴的专制制度再也不能存在下去了。
  拉京同样是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他刚来医院时,也想在周围建立一种合理健全的生活秩序。但是他深深感到在黑暗的现实里自己是多么软弱无力。于是他干脆采取了逃避生活的途径,躲在家里喝酒,看书。但是作为一个有思想的知识分子,他需要获得内心的平衡和宁静,并且要为自己的生活态度找到一种解释。久而久之,他就形成了一种对现实妥协的自欺欺人的完整哲学。然而残酷的现实,使拉京内心越来越苦闷和矛盾。在和格罗莫夫的争论中他不由自主地被对方的激烈言辞和愤怒的抗议所吸引,渐渐觉悟和清醒过来。但是他很快也被当作疯子关了起来。拉京的悲剧表明:俄国专制制度不仅毁灭格罗莫夫这样对现实强烈不满的知识分子,而且对于温驯善良不谋反抗的人,也同样加以迫害。
  小说结尾,拉京被迫害致死。格罗莫夫和其他人仍然被禁锢着,受着折磨,专制仍在延续。尽管契诃夫相信沙皇俄国这个大监狱一定会被摧毁,但是由于世界观的局限,他不可能指出通往光明未来的具体道路。由于作家看不到出路,所以在猛烈批判时,流露出忧郁低沉的调子。
  和契诃夫的许多作品一样,这部小说没有众多的人物,没有复杂紧张的情节,以一间病室为主要场景,以一对知识分子为主人公,以他们的争论作为主要情节,却揭示了极其深刻的主题思想。
  病室这个主要场景,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是具体的病室,另一方面是沙皇俄国暴政的一个缩影。作品一开始描写了病室外部的环境:生锈的屋顶、半歪半斜的烟囱、毁坏的台阶,完全是一种悲惨阴沉的气氛。病室里面是:腐烂的恶臭、铅灰色的地板、冰冷的铁窗。这一切构成阴冷、压抑、恐怖的调子。令人感到这就是沙皇俄国的典型环境。小说有意让人物活动在病室这个有限的空间里,暗示第六病室就是俄罗斯大监狱的缩影,而这里的“病人”则代表着全体受苦受难的俄罗斯下层人民。因此,小说具有极大的艺术概括力。
  小说以拉京与格罗莫夫的辩论为主要情节。在拉京的心目中,格罗莫夫并不是精神病人,而是有深刻见解的人,因此格罗莫夫的怒骂痛斥,并不使他难受,相反赢得了他的好感,使他那套本来就十分虚幻的人生哲学发生了动摇。正是通过这一主要情节,作家批判了拉京那种“勿以暴力抗恶”的主张,肯定了格罗莫夫的清醒和反抗。同时也真实描绘了拉京一方面不满于黑暗现实而向往光明另一方面深感自身软弱而企望自我麻痹的复杂心态。

  他又走了一会儿,抱住头,用悲惨的语调说:

  十六

  往日吃完午饭,安德烈·叶菲梅奇喜欢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沉思默想,现在整个下午直到喝晚茶这段时间里,他一直面对着墙躺在沙发上,完全陷于无法摆脱的种种世俗的考虑中。他感到屈辱,因为他工作了二十多年,既没有领到养老金,也没有领到一次性补助。诚然,他工作得不算勤快,可是要知道,所有的工作人员,不论工作勤快与否,都是能领养老金的。当今社会的公道正在于官品、勋章、养老金都不是按道德品质和工作才干奖赏的,而是按职务发放的,并不管工作得怎么样,为什么唯独他要成为例外呢?他现在是身无分文了。他都不好意思走过小铺,不好意思看一眼老板娘。他已经欠下三十二卢布的啤酒钱,也欠着小市民别洛娃的房租。达留什卡偷偷变卖旧衣服和旧书,向女房东撤谎,说医生很快会领到一大笔钱。

  安德烈·叶菲梅奇后来住到小市民别洛娃家的一栋有三扇窗的小房子里。房子只有三间屋,外加一个厨房。窗子临街的两个房间由医生占用,达留什卡、女房东和她的三个孩子都挤在第三个房间和厨房里住。有时女主人的情夫来过夜,这个醉醺醺的汉子整夜吵闹,吓得孩子们和达留什卡胆战心惊。他一来就坐到厨房里,开始要酒喝,大家都感到很别扭。医生出于怜悯就把哭哭啼啼的孩子们带进自己房里,让他们睡在地板上,他从中得到很大的乐趣。
  他照例八点钟起床,喝完茶便坐下来阅读旧书和旧杂志。他已经没钱买新书了。也许是书旧了,也许是环境变了,总之读书不再引起他极大的兴趣,而且很快就使他疲倦了。为了不虚度光阴,他把旧书编出详细目录,再把小小的书目标签贴到书脊上,这件机械的琐碎的工作他倒觉得比读书更有趣。单调而烦琐的工作不知不觉中削弱了他的思考,现在他万事不想,这一来时间便过得飞快。他甚至到厨房里坐下,帮达留什卡削土豆,在养麦粒中捡小石子他也觉得很有趣。每逢星期六和星期日,他必定去教堂。他在墙跟站住,眯细眼睛,听唱诗班唱诗,想起父亲,想起母亲,想起大学生活,想起各种宗教。他的内心感到平静而忧伤,离开教堂的时候,总惋惜礼拜仪式结束得大快了。
  他曾两次去医院看望伊凡·德米特里,想再跟他谈一谈。但是那两次伊凡·德米特里都异常激愤、恼火。他要求医生不再来打扰他,因为他早已厌恶空谈了。他说,他受尽了苦难,为此他向那些该诅咒的无耻小人只求一种奖赏--单独囚禁。难道连这一点他也要遭到拒绝吗?当安德烈·叶菲梅奇向他告别、祝他晚安时,两次他都粗鲁地回答说:
  “见鬼去!”
  现在安德烈·叶菲梅奇不知道他该不该去第三次。其实他心里是想去的。
  往日吃完午饭,安德烈·叶菲梅奇喜欢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沉思默想,现在整个下午直到喝晚茶这段时间里,他一直面对着墙躺在沙发上,完全陷于无法摆脱的种种世俗的考虑中。他感到屈辱,因为他工作了二十多年,既没有领到养老金,也没有领到一次性补助。诚然,他工作得不算勤快,可是要知道,所有的工作人员,不论工作勤快与否,都是能领养老金的。当今社会的公道正在于官品、勋章、养老金都不是按道德品质和工作才干奖赏的,而是按职务发放的,并不管工作得怎么样,为什么唯独他要成为例外呢?他现在是身无分文了。他都不好意思走过小铺,不好意思看一眼老板娘。他已经欠下三十二卢布的啤酒钱,也欠着小市民别洛娃的房租。达留什卡偷偷变卖旧衣服和旧书,向女房东撤谎,说医生很快会领到一大笔钱。
  他也生自己的气,不该外出旅行花掉了他积蓄的一千卢布。有这一千卢布现在能派多少用场啊!他又抱怨有人总来打扰他。霍博托夫自认为有责任不时来探访这位有病的同事。可是他那肥头胖脸,他那种粗俗的故作宽容的口气,连他嘴里的“同事”,连他那双高统靴子,无不让安德烈·叶菲梅奇看了讨厌。最令人反感的是,他居然认为给安德烈·叶菲梅奇看病是他的责任,而且自以为治病有方。他每一次来总带一瓶溴化钾和几颗大黄①丸——
  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也认为有责任常来拜访他的朋友,为他解闷。每次他走进安德烈·叶菲梅奇的房间,总是做出毫无拘束的样子,不自然地哈哈大笑,一再向他表明他今天气色很好,谢天谢地,事情正在好转,由此也可以得出结论,他认为自己朋友的病情毫无希望了。他至今没有归还在华沙借的款子,所以总是羞愧难当,神情紧张,故意扬声大笑,说些逗趣的事。他的那些笑话和故事现在变得没完没了,这对安德烈·叶菲梅奇和他本人来说都成了苦事。
  他一来,安德烈·叶菲梅奇照样脸对着墙躺在沙发上,咬着牙听他说话。本来他的内心就压着层层积怨,他感到随着朋友的每一次来访,这积怨又加高一层,似乎快堵到他的喉咙口了。
  为了摆脱这些浅薄的感情,他赶紧去想,不论他本人,还是霍博托夫,还是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迟早都要死的,不会在这自然界留下一丝痕迹。如果设想百万年之后有个精灵在宇宙中飞过地球,那么它所看到的也只是粘土和光秃的峭壁。一切,不论是文化还是道德准则,都不复存在,连牛劳都长不出来。那么对小铺老板的惭愧,渺小的霍博托夫,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的令人苦恼的友谊,这些又算得了什么?这一切都微不足道,无聊得很。
  然而这样的推理已经无济干事。他刚想象出百万年之后的地球,这时从光秃的峭壁后面却闪现出穿着高统靴的霍博托夫或是故意哈哈大笑的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甚至能听到他那羞愧的低语:“华沙的借款,亲爱的,我过几天就还……一定。”

  “名誉要紧啊!”

  有一天下午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来了,当时安德烈·叶菲梅奇正躺在沙发上。事有凑巧,这时霍博托夫拿着一瓶溴化钾也来了。安德烈·叶菲梅奇费劲地爬起来,坐好,两只手撑着沙发。
  “今天,我亲爱的,”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开口说,“您的脸色比昨天好多了。您变年轻了!真的,变年轻了!”
  “是时候了,也该复原了,同事,”霍博托夫打着哈欠说,“这么拖拖拉拉恐怕您自己也厌烦了吧。”
  “会复原的!”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快活地说,“我们还要活到一百岁呢!肯定的!”
  “一百年不好说,再活二十年不成问题,”霍博托夫安慰说,“不要紧,不要紧,同事,您可别泄气……别再胡思乱想了。”
  “我们还要大显身手呢!”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扬声大笑,还拍拍朋友的膝头,“我们要大显身手的。上帝保佑,明年夏天我们去高加索,骑着马儿走遍全境,--跳!跳!跳!等我们从高加索回来,等着瞧,说不定还要操办婚礼呢,”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调皮地挤挤眼睛,“我们让您成亲,亲爱的朋友,让您成亲……”
  安德烈·叶菲梅奇忽地感到,积怨已堵到喉头,他的心脏剧烈地跳动起来。
  “真庸俗!”他说,立即起身走到窗前,“难道你们不明白你们说得太庸俗了吗?”
  他本想说得委婉些,礼貌些,然而不由自主地突然捏紧拳头,高高举过头顶。
  “别管我!”他大喝一声,嗓音都变了,涨红了脸,浑身打颤,“滚出去!两个人都滚出去!滚!”
  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和霍博托夫都站起来,先是莫名其妙地望着他,后来害怕了。
  “两个人都滚出去!”安德烈·叶菲梅奇继续喊道,“呆子!蠢材!我既不要你们的友谊,也不要你们的药水,蠢材!庸俗!可恶!”
  霍博托夫和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不知所措地交换一下眼色,退到门口,进了前室。安德烈·叶菲梅奇抓起那瓶溴化钾,使劲朝他们背后扔去。玻璃瓶砰的一声在门槛上砸碎了。
  “见你们的鬼去!”他用抽泣的声音喊道,追到前室,“见鬼去!”
  客人走后,安德烈·叶菲梅奇像发疟子一样不住打颤,躺到沙发上,不停地嘟哝着:
  “呆子!蠢材!”
  当他平静下来,他首先想到的是现在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一定羞愧难当,心情沉重,这一切太可怕了。以前从来没发生过这种事。头脑和分寸跑哪儿去了?通情达理和明哲的冷静跑哪儿去了?
  医生十分内疚,不住地埋怨自己,弄得彻夜未眠。第二天早上,十点来钟,他动身去邮政局向邮政局长陪礼道歉。
  “昨天的事我们就不要提了,”大为感动的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紧紧握住他的手,叹口气说,“谁再提旧事,让他瞎了眼。留巴夫金!”他忽然大叫一声,弄得邮务人员和顾客都吓了一跳,“端把椅子来!你等一下,”他对一个农妇喊道,她正把一封挂号信从铁格子里递给他,“难道你没看见我正忙着吗?”他又转身对安德烈·叶菲梅奇温柔地说:“请坐呀,我恳求您,亲爱的朋友。”
  他默默坐着,轻轻地抚摩着膝头,过了一会儿才说:
  “我心里一点也不怨恨您。疾病是无情的,这我知道。昨天您犯病了,把我和大夫吓坏了。过后我们又谈起您,谈了根久。我亲爱的,您为什么不想认真治一治您的病呢?难道可以这样吗?请原谅我作为朋友直言不讳,”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开始小声说,“您的处境极其不妙:住处狭小,肮脏,无人照料,没钱治病……我亲爱的朋友,我和大夫一起真诚地恳求您,听从我们的劝告:住到医院里去吧!那里有营养食品,有护理,有治疗。叶夫根尼·费多罗维奇,我们私下里说说,尽管是个粗俗的人①,可是通晓医术,对他是完全可以信赖的。他向我保证,他要给您治病。”——
  安德烈·叶菲梅奇被邮政局长真诚的关怀和突然流到脸上的眼泪感动了。
  “尊敬的朋友,别相信!”他也小声说,一手按到胸口上,“别信他们的!这是骗局!我的病只在于二十年来我在这个市里只找到一个有头脑的人,而他是个疯子。我根本没有病,我只是落进了一个魔圈里,再也出不去了。我已经无所谓,我作好了一切准备。”
  “到医院里去住吧,我的朋友。”
  “我无所谓,哪怕去坐牢。”
  “亲爱的,您保证处处都听叶夫根尼·费多雷奇的安排。”
  “好吧,我保证。可是我要再说一遍,尊敬的朋友,我落入了魔圈。现在所有的一切,包括我的朋友们真诚的关怀,都导致一个结局--我的毁灭。我正在毁灭,而且有勇气承认这一点。”
  “好朋友,您会复原的。”
  “何必说这个呢?”安德烈·叶菲梅奇忿忿地说,“很少有人在人生的终点不感受到我此刻的心境。一旦有人对您说,您的肾脏有毛病,心房扩大,所以您必须治疗,或者对您说,您是疯子,是罪犯,总之,一旦别人突然注意您,那您就该知道您落入了魔目,再也出不去了。您竭力想跑出来,却越发迷路了。听天由命吧,因为任何人的力量已经救不了您。我就是这样想的。”
  当时铁格子那边挤了很多顾客。安德烈·叶菲梅奇不想妨碍公务,便站起来告辞。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再一次请他务必答应他的话,一直把他送到大门口。
  这一天的傍晚,穿着短皮袄和高统靴的霍博托夫出乎意外地也来看望安德烈·叶菲梅奇。他平静地说,那语气仿佛昨天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
  “我有事来找您,同事。我来邀请您:您可愿意跟我一道去参加一次会诊?”
  安德烈·叶菲梅奇琢磨,霍博托大可能想让他出去走一走,散散心,或者真要给他一个挣钱的机会,于是穿上衣服,跟他一道走了。他很高兴有机会改正昨天的过错,两人和解了,并且由衷地感谢霍博托夫,他居然只字不提昨天的事,可见原谅他了。很难料到这个没有教养的人待人这么和蔼。
  “那么您的病人在哪儿?”安德烈·叶菲梅奇问道。
  “在我的医院里。我早就想请您来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病例。”
  他们走进医院院子,绕过主楼,朝疯人住的偏屋走去。不知为什么一路上谁都不说话。他们走进前室,尼基塔照例跳起来,挺直身子。
  “这里有个病人由肺部引出并发症,”霍博托夫同安德烈·叶菲梅奇走进第六病室时小声说,“您在这儿先等一下,我马上就回来。我去取我的听诊器。”
  说完,他走了。

  “我问的不是这个,”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不懂医生的话,不好意思地说,“我问的是您手里总共有多少存款?”

  奇怪的流言!
  医生安德烈·叶菲梅奇·拉金,从某一点上说是个与众不同的人。据说他年轻时笃信上帝,准备日后担任神职。一八六三年他中学毕业,本想进神学院学习,可是他的父亲,一名医学博士和外科医师,刻薄地挖苦了他一顿,断然宣布,如果他真去当神父,他就不认他这个儿子。这话可信到什么程度,我不知道,不过安德烈·叶菲梅奇本人不止一次地承认,他对医学以及一般的专门学科向来是不感兴趣的。
  不管怎么样,他读完了医学系的课程,并没有去当教士。看不出他如何笃信上帝,开始从医时跟现在一样,他都不像是虔诚信教的人。
  他的外貌笨重、粗俗,像个庄稼汉。他的脸,胡子,平顺的头发和结实笨拙的体态,使人想起大道旁小饭铺里那种酒足饭饱、随随便便、态度粗鲁的店老板。他的脸粗糙,布满细小的青筋,眼睛小,鼻子发红。由于身材高,肩膀宽,所以手脚很大,似乎一拳打出去,就能叫人断了气。不过他的步态徐缓,走起路来小心翼翼,蹑手蹑脚。在狭窄的过道里遇见人时,他总是先停下来让路,说一声:“对不起!”--他的声音完全不是预料中的男低音,而是嗓子尖细、音色柔和的男中音。他的脖子上有个不大的瘤子,妨碍他穿浆过的硬领衣服,所以他总是穿柔软的亚麻布或棉布衬衫。一般说来,他的穿着不像一名医生。一身衣服他一穿就是十年,新衣服他照例到犹太人的铺子里去买,那皱皱巴巴的新衣穿在他身上跟旧衣服一样。同一件常礼服,他看病时穿它,吃饭时穿它,出门做客也穿它。不过他这样做不是出于吝啬,而是他完全不修边幅。
  当安德烈·叶菲梅奇来到这个市就职的时候,这个“慈善机关”的情况简直糟透了,病室里,过道里,医院的院子里,到处臭哄哄的,叫人透不过气来。医院的勤杂工、助理护士和他们的孩子们都跟病人一起住在病室里。人们抱怨,蟑螂、臭虫和老鼠搅得大家不得安生。在外科,丹毒从来没有绝迹过,整个医院只有两把手术刀,体温计一个也没有,浴室里存放着土豆,总务长,女管理员和医士勒索病人钱财。据说安德烈·叶菲梅奇的前任老医生把医院里的酒精偷偷拿出去卖,他还网罗护士和女病人组成他的后宫。所有这些污七八糟的事里人全都清楚,甚至夸大其词,然而对此却漠不关心。有些人强词夺理,说什么住医院的都是小市民和农民,这种人不可能不满意,因为他们家里的生活比医院里还要糟得多,总不能供他们吃松鸡吧!另一些人则辩解说,没有地方自治局的帮助,光靠本的财力是办不成一所像样的医院的;谢天谢地,医院虽糟,总算有一个。而成立不久的地方自治局不论在里还是郊都不开设诊疗所,借口是里已经有医院了。
  到医院里视察一番,安德烈·叶菲梅奇得出结论,这个机构不成体统,对病人的健康极为有害。照他看来,最明智的可行办法就是把所有的病人放回家,关闭这所医院。但他考虑到,光凭他个人的权限很难做到这一点,况且这也无济于事。如果把肉体上的和精神上的污秽从一个地方赶出去,那它就会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应当等待它自行消失。再说,人们既然开办医院,而且容忍它的存在,可见它是人们需要的。种种偏见和所有这些日常生活中的卑鄙龌龊的丑事也是需要的,因为久而久之它们会转化为有用之物,正如畜粪变成黑上一样。这个世界上没有一种好东西在它开始的时候不带有丑恶的成分。
  上任之后,安德烈·叶菲梅奇对待医院里的混乱看来是相当冷漠的。他只要求医院的勤杂工和护士不再在病室里过夜,添置了两柜子的医疗器械,至于总务长,女管理员,医士和外科的丹毒,一切都维持原状。
  安德烈·叶菲梅奇极其喜爱智慧和正直,然而要在自己身边建立明智和正直的生活对他来说却缺乏坚强的性格,缺乏这方面的信心。下命令,禁止,坚持己见,这些他是完全做不到的。看来他似乎发过誓,永远不提高嗓门,永远不用命令式。“给我这个”或者“把那东西拿来”这样一些话他很难说出口。每当他饿了,他总是犹豫不决地咳几声,对厨娘说:“最好给我一杯茶”或者“最好给我弄点吃的”。至于对总务长说不准他偷盗,或者把他赶走,或者干脆废除这个多余的寄生职位--这些他完全是无能为力的。每当有人欺骗安德烈·叶菲梅奇,或者奉迎他,或者拿来一份明明是造假的帐单要他签字,他总是窘得满脸通红,尽管他感到心中有愧,但还是在帐单上签了字。遇到病人向他诉苦说吃不饱,或者抱怨护士态度粗暴,他就发窘,抱歉地嘟哝说:
  “好,好,我以后调查一下……多半这是误会……”
  起先安德烈·叶菲梅奇十分勤奋。每天从早晨起他就给病人看病,做手术,有时甚至接生,一直干到吃午饭。女病人都说他细心,诊断准确,特别是儿科疾病和妇女病。可是时间一长,他因为工作的单调、徒劳无益,显然感到厌烦了。今天接诊三十个病人,到明天一看,加到三十五人,后天就是四十,就这样天天看病,年年看病,可是市的死亡率并没有因此下降,病人照样不断地来。一个上午,要对四十名就诊病人真正有所帮助,这在体力上是办不到的,所以尽管不愿意,结果只能是骗局。一个会计年度接诊一万两千名病人,不客气地说,那就是欺骗了一万两千名病人。至于让重病人住进病房,按科学的规章给以治疗,这同样做不到,因为规章是有的,科学却没有。如果抛开空洞的议论,像别的医生一样死板地照章办事,那么为此首先需要洁净和通风,而不是垃圾和污浊的空气;需要有益健康的食品,而不是酸臭的白菜汤;需要助手,而不是窃贼。
  再说,既然死亡是每个人正常合理的结局,那又何必阻止人们去死呢?如果某个商人或文官多活了五年十年,那又怎么样呢?如果认为医学的任务在于用药物减轻痛苦,那么这里不能不引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减轻痛苦呢?据说,首先,痛苦使人完美;其次,如果人类当真学会了用药丸和药水减轻自己的痛苦,那么人类就会完全抛弃宗教和哲学,可是到目前为止人类在宗教和哲学中不仅找到了避免一切不幸的护符,而且甚至找到了幸福。普希金临死前经受了可怕的折磨,可怜的海涅因瘫痪而卧床好几年。那么为什么某个安德烈·叶菲梅奇或者玛特廖娜就不该生病呢?要知道这些人的生活毫无内容,如果没有痛苦,那他们的生活就完全空虚,变得跟变形虫①的生活一样了——
  这些思索弄得安德烈·叶菲梅奇心灰意懒,从此他不再每天去医院上班了。

  安德烈·叶菲梅奇缺乏那种坚持己见的性格,他只好很勉强地跟着去了华沙。到了那里,他照样不出旅馆,躺在沙发上,生自己的气,生朋友的气,生那些怎么也听不懂俄语的仆役的气。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却照样健壮、精神、快活,从早到晚在城里游览,寻访故友,好几次他彻夜未归。有一回,不知他在哪儿过了一夜,大清早才回到旅馆,而且神情激动,满脸通红,头发蓬乱。他来来回回走了很长时间,嘴里喃喃自语,后来站住了,说:

  十九

  安德烈·叶菲梅奇一人留下,这才体验到一种休息的感觉。一动不动地躺在沙发上,意识到房间里只有你一人,这是多么愉快啊!真正的幸福不能缺少孤独。堕落天使之所以背叛上帝,大概是因为他渴望天使们没有领略过的孤独。安德烈·叶菲梅奇本想整理一下这几天来的所见所闻,可是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却在他的脑子里挥之不去。

  送走了朋友,安德烈·叶菲梅奇坐到桌后,又开始看书。没有一点声音打破这夜晚的寂静。仿佛时间也停住了,跟埋头读书的医生一起屏住了气息。似乎一切已不复存在,除了这书和带绿罩子的灯。医生那张粗俗的脸上渐渐地容光焕发,在人类智慧的进展面前露出了感动和欣喜的微笑。啊,为什么人不能永生呢?他想,为什么要有脑中枢和脑回,为什么要有视力、语言、自我感觉和天才,既然所有这一切注定要埋进土壤,最后跟地壳一起冷却,随后千百万年没有意义、没有目的地随着地球绕着太阳旋转呢?既然要冷却,既然要随着地球旋转,那就完全没有必要从虚无中孕育出人和他高度的近乎神的智慧,尔后仿佛开玩笑似的又把人化作尘上。
  这就是新陈代谢!然而用类似这种永生来安慰自己是何等懦弱!自然界中所发生的一切无意识的变换过程,甚至比人的愚蠢更为低下,因为愚蠢中毕竟还有知觉和意志,而那些过程中却是一无所有的。只有那种在死亡面前感到恐惧而不是感到尊严的懦夫,才能安慰自己说,他的躯体渐渐地将化作青草,石头,蛤模……认为新陈代谢就是永生,这是一种奇谈怪论,正如一把珍贵的提琴被砸碎变得毫无用处后,有人却预言提琴盒于前途灿烂一样荒唐。
  每当时钟敲响,安德烈·叶菲梅奇就背靠圈椅,闭上眼睛,思考一阵。处在从书中读到的那些美好思想的影响之下,他无意中把目光转向自己的过去和现在。过去令人憎恶,最好不去想它。而现在也跟过去一样。他知道,当他的思想随着冷却的地球绕着太阳旋转的时候,在他寓所旁边的医院主楼里,人们正遭受着疾病和浑身脓疮的折磨。大概有人睡不着觉,在跟臭虫作战,有人染上丹毒,或者因为绷带缠得太紧而呻吟,有的病人可能正跟护士们玩牌喝酒。一个会计年度里有一万二千人受骗;医院的全部工作,跟二十年前一样,建立在偷盗、争吵、诽谤、徇私的基础上,建立在拙劣的招摇撞骗上;医院依旧是不道德的机构,对病人的健康极其有害。他知道在第六病室的铁窗里尼基塔经常殴打病人,还知道莫谢伊卡每天都在里乞讨。
  另一方面他又清楚地知道,近二十五年来医学发生了神奇的变化。他在大学里学习的时候就觉得,医学不久即可达到炼金术和玄学的水平,可是现在,每当他夜里看书时,医学常常触动他,唤起他心中的惊喜之情。的确,它的辉煌成就简直出人意料,发生了多么深刻的革命啊!多亏抗菌剂,伟大的皮罗戈夫①认为甚至将来②都做不了的许多手术,现在都能做了。连普通的地方自治局医生部敢做膝关节切除术。至于剖腹术,做一百例只有一例死亡。结石病只是小事一桩,甚至没有人再写这方面的文章。梅毒已经可以根治。还有遗传学说,催眠疗法,巴斯德③和科赫④的发现,以统计学力基础的卫生学,还有我们俄国的地方自治局医疗系统。精神病学以及它现代的精神病分类法、诊断法、医疗法,同过去相比,简直像一座雄伟的厄尔布鲁士⑤。现在对待疯子不再往他们头上浇冷水,不再要他们穿紧身病服,对他们比较人道,据报上说,甚至为他们举办演出和舞会。安德烈·叶菲梅奇知道,从当前的观点和时尚来看,像第六病室这样的丑恶现象大概只能在离铁道二百里的小里出现,因为这里的市长和全体议员都是半文盲的小市民,他们把医生看作祭司,哪怕他把烧熔的锡水灌进病人的嘴里也只能相信而不能作任何批评。换了别的地方,公众和报刊早把这个小小的巴士底⑥砸烂了——
  “不过这又怎么样呢?”安德烈·叶菲梅奇睁开眼睛问自己,“由此得出什么呢?抗菌剂也罢,科赫也罢,巴斯特也罢,丝毫改变不了事情的实质。患病率和死亡率一如往常。人们为疯子举办舞会,演戏,但依旧不能让他们自由行动。可见一切都是虚妄和徒劳,其实,最好的维也纳医院和我的医院之间也没有什么差别。”
  可是一种悲哀和近似嫉妒的情绪使他再也不能心平气和。这恐怕是太困的缘故,沉重的头垂向书本,他只好双手托住脸,心里想道:
  “我做着有害的事情,我拿人家的钱却欺骗他们。我不诚实。可是我本身微不足道,我只是必不可少的社会罪恶的一小部分:所有的县官都是有害的,却白领着薪水……可见不诚实并不是我的过错,而是时代的过错……我若晚生二百年,我就是另一个人了。”
  时钟敲了三下,他熄灯后进了卧室。可是他毫无睡意。

  然而这样的推理已经无济干事。他刚想象出百万年之后的地球,这时从光秃的峭壁后面却闪现出穿着高统靴的霍博托夫或是故意哈哈大笑的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甚至能听到他那羞愧的低语:“华沙的借款,亲爱的,我过几天就还……一定。”

  十四

  安德烈·叶菲梅奇数出五百卢布,默默地把钱交给他的朋友。那一位因为羞愧、愤怒依然满脸通红,没头没脑地赌了一个毫无必要的咒,戴上帽子,出去了。大约过了两个钟头他回来了,他倒在圈椅里,大声叹一口气,说:

  六

  到了火车站,他们为了节省开支,买了三等车厢的票,坐进一节不准抽烟的车厢里。半数乘客是上流人士。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很快就跟他们搞熟,从一张座椅挪到另一张座椅,大声说,真不该在这种糟糕的铁路上旅行。简直上当受骗!骑马走就完全不同啦,一天赶上一百俄里,过后仍然觉得精力充沛,舒服得很。至于讲到我们收成不好,那是因为平斯克沼泽地的水都叫人排干了。总而言之,到处都糟透了。他慷慨激昂,高声谈笑,不准别人插嘴。这种无休止的吩叨,哈哈大笑和富于表情的手势,使安德烈·叶菲梅奇感到厌倦。

  一个秋天的早晨,伊凡·德米特里翻起大衣领子,在泥泞中啪嗒啪嗒地走着,穿过小巷和一些偏僻的地方,费力地去找一个小市民的家,凭执行票向他收款。他心情忧郁,每到早晨他总是这样的。在一条巷子里他遇到囚个荷枪实弹的士兵押送着两名戴着手铐的犯人。以前伊凡·德米特里经常遇见犯人,每一次他们都引起他怜悯和不安的感觉,可是这一次相遇却给他留下一个异样的、奇怪的印象。不知为什么他突然觉得,他也可能戴上手铐,就这样由人押着,走在泥地里,送进监狱去。他在小市民家待了一会儿,然后回家。在邮局附近他遇见一个认识的警官,对方跟他打了招呼,还和他一道走了几步,不知为什么他又觉得这很可疑。回到家里,他一整天都想着两个犯人和荷枪的兵,一种莫名其妙的惶恐不安的心情妨碍他阅读和集中精力思索什么事。晚上他在屋里没有点灯,夜里也不睡觉,老想着他可能被捕,戴上手铐,关进监狱。他不知道自己有什么过失,而且可以担保他今后也绝不会去杀人、放火、偷盗。可是,无意中偶然犯下罪行难道不容易吗?难道不会有人诬陷吗?最后,难道法院不可能出错吗?难怪千百年来人民的经验告诫我们:谁也不能发誓不讨饭,不坐牢。①而在现行的诉讼程序下,法院的错判是完全可能的,不足为怪的。那些对别人的痛苦有着职务或事务关系的人,如法官、警察和医生,久而久之,出于习惯势力,会变得麻木不仁,以致对他们的当事人即使不愿意也不能不采取敷衍了事的态度。从这方面讲,他们同在后院里杀羊宰牛而看不见血的农民没有丝毫区别。在对人采取这种敷衍塞责、冷酷无情的态度的情况下,为了剥夺一个无辜的人的一切公民权利并判他服苦役,法官只需一件东西:时间。只要有时间去完成某些法定程序,然后就万事大吉--法官就是凭这个领取薪水的,事后你在这个离铁道二百俄里的肮脏的小去寻找公正和保护吧!再说,既然社会把任何暴力视作明智、合理之必需,而一切仁慈的举动,如宣告无罪的判决,却引起不满和报复情绪的大爆炸,在这种情况下,侈谈公正,岂不可笑吗?——
  早晨,伊凡·德米特里起床后心存恐惧,额头上冒出冷汗,已经完全相信,他每时每刻都可能被捕。“既然昨天那些沉重的思想久久地没有离开我,”他想道,“可见这些想法不无道理。这些想法的确不可能无缘无故地钻进脑子里的。”
  有个警察不慌不忙地从窗下经过:这是不无用意的。瞧,有两个人站在房子附近,也不说话。为什么他们不说话呢?
  从此,伊凡·德米特里日日夜夜受尽折磨。所有路过窗下的人和走进院子的人都像是奸细和暗探。中午,县警察局长通常坐着双套马车从街上经过,他这是从郊的庄园去警察局上班。可是伊凡·德米特里每一次都觉得:马车跑得大快,他的神色异样,显然他急着跑去报告:里有一个十分重要的犯人。每逢有人拉铃或者敲门,伊凡·德米特里就浑身打颤,如果在女房东家里遇到生人,他就惶惶不安。可是遇见警察和宪兵时他却露出笑脸,还吹着口哨,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他一连几夜睡不着觉,等着被捕,可是又故意大声打鼾,像睡着的人那样连连吁气,好让女房东觉得他睡着了。要知道如果夜里他睡不着觉,那就意味着他受到良心的谴责,痛苦不堪--这可是一大罪证!事实和常理使他相信,所有这些恐惧都荒诞不经,无非是变态心理,另外,如果把事情看得开一些,即使被捕坐牢其实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只要问心无愧就行了。但他的思考越是理智,越是合乎常理,他内心的惶恐不安却越是强烈,越是折磨人。这就像一个隐士本想在处女林里开出一小块安生之地,他用斧子砍得越是起劲,林子却长得越来越茂盛一样。伊凡·德米特里最后意识到,这也无济干事,于是索性不再思考,完全沉溺于绝望与恐惧之中。
  他开始离群索居,避开人们。他原先就讨厌自己的职务,现在更是忍受不了这种工作。他生怕有人使坏整他,偷偷往他的口袋里塞进贿赂,然后去告发他。或者他自己无意中在公文上出错--这无异于伪造文书,或者他丢失了别人的钱。奇怪的是他以前的思想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活跃机敏,现在他每天都能想出成千上万条各种各样的理由,说明应当认真为自己的自由和名誉担忧。正因为如此,他对外界,特别是对书籍的兴趣便明显地减弱,他的记忆力也大为衰退了。
  到了春天,雪化了,在公墓附近的一条冲沟里发现两具部分腐烂的尸体。这是一个老妇人和小男孩,带有强暴致死的迹象。于是里人议论纷纷,只谈这两具尸体和尚未查明的凶手。伊凡·德米特里害怕别人以为这是他杀死的,便在大街小巷走来走去,还面带微笑。可是遇见熟人时,他的脸色红一阵,白一阵,一再声明,没有比杀害弱小的、无力自卫的人更卑鄙的罪行了。可是这种作假很快就使他厌倦,他略加思索后认定,处在他的地位,最好的办法就是躲进女房东的地窖里去。他在地窖里坐了一整天,之后又坐了一夜一天。他冻得厉害,等到天黑,便偷偷地像贼一样溜进自己的房间里。天亮之前,他一直站在房间中央,身子一动不动,留心听着外面的动静。清晨,太阳还没有升起,就有几个修炉匠来找女房东。伊凡·德米特里清楚地知道,他们是来翻修厨房里的炉灶的,然而恐惧偷偷地告诉他,这些人是打扮成修炉匠的警察。于是他悄悄地溜出住宅,没戴帽子,没穿上衣,惊骇万分地顺着大街跑去。几条狗汪汪叫着追他,有个男人在后面不住地喊叫,风在他耳边呼啸,伊凡·德米特里便觉得全世界的暴力都聚集在他的背后,现在要来抓住他。
  有人把他拦住,送回住处,打发女房东去请医生。医生安德烈·叶菲梅奇(这人以后还要提起)开了在头上冷敷的药液和桂樱叶滴剂①的药方,愁眉苦脸地直摇头。临走前他对女房东说,以后他不会再来了,因为他不该妨碍人们发疯。由于伊凡·德米特里在家里无法生活和治疗,只好把他送进医院,被安置在性病病室里。他每天夜里不睡觉,发脾气,搅得病人不得安宁,不久安德烈·叶菲梅奇便下令把他转到第六病室——
  一年后,里人已经完全忘了伊凡·德米特里,他的书让女房东胡乱堆在屋檐下的雪橇里,被顽皮的孩子们一本本拿光了。

  为了摆脱这些浅薄的感情,他赶紧去想,不论他本人,还是霍博托夫,还是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迟早都要死的,不会在这自然界留下一丝痕迹。如果设想百万年之后有个精灵在宇宙中飞过地球,那么它所看到的也只是粘土和光秃的峭壁。一切,不论是文化还是道德准则,都不复存在,连牛劳都长不出来。那么对小铺老板的惭愧,渺小的霍博托夫,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的令人苦恼的友谊,这些又算得了什么?这一切都微不足道,无聊得很。

  天色暗下来,伊凡·德米特里躺在自己床上,把脸埋在枕头里。瘫痪病人一动不动地坐着,小声抽泣,嘴唇不住地颤动。胖农民和从前的拣信员正睡着。病室里很静。
  安德烈·叶菲梅奇坐在伊凡·德米特里的床沿上等着。可是一个半小时过去了,进来的不是霍博托夫,而是尼基塔,还抱着病人服,不知谁的内衣裤和一双拖鞋。
  “老爷,请您换衣服,”他轻声说,“这是您的床,请过来,”他指着一张显然是刚搬来的空床补充道,“不要紧,上帝保佑,您会复原的。”
  安德烈·叶菲梅奇全明白了。他一句话没说,走到尼基塔指定的床前,坐下了。他看到尼基塔站在一旁等着,便自己脱光了衣服,他感到很难为情。他赶紧穿上病人的衣服,内裤太短,衬衫很长,那件长袍上有熏鱼的气味。
  “您会复原的,上帝保佑,”尼基塔重复道。
  他抱起安德烈·叶菲梅奇换下来的衣服,走出去,关上身后的门。
  “无所谓……”安德烈·叶菲梅奇想道,羞臊地裹紧长袍,直觉得穿了这身衣服他像个囚徒了,“没什么,……礼服也罢,制服也罢,这身病人服也罢,反正都一样……”
  可是怀表呢?侧面口袋里的记事本呢?还有香烟呢?尼基塔把衣服送哪儿去了?今后,恐怕直到死,他再也穿不上自己的裤子、坎肩和靴子了。这一切实在奇怪,刚开始的时候简直不可思议。尽管直到现在安德烈·叶菲梅奇还是相信,小市民别洛娃家的房子和这第六病室之间毫无差异,相信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荒唐、空虚,然而他的手还是发抖,腿脚冰凉。一想到伊凡·德米特里很快会起床看到他穿着病人服,他就觉得十分可怕。他站起来,在病室里不停地走来走去,后来又坐下了。
  就这样他坐了半个钟头,一个钟头,他感到厌倦和难以忍受的烦闷。难道在这里要坐上一天,一星期,甚至像这些人那样一坐就几年吗?好吧,他坐一阵,走一阵,又坐下了。可以走到窗前,看看外面,然后再从这个屋角走到那个屋角。可是以后做什么呢?就这样像个木头人似的老坐着想心事吗?不,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安德烈·叶菲梅奇刚躺下,立即又坐起来,用袖子擦去额上的冷汗。他觉得他的脸上也有一股熏鱼的气味。他又在病室里走来走去。
  “这是某种误会……”他说,疑惑不解地摊开双手,“应当解释一下,这是误会……”
  这时,伊凡·德米特里醒来了。他坐起来,用两个拳头托着腮帮。他啐了一口。然后忆洋洋地看医生一眼,显然开始时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但不久他那张睡意惺松的脸上便露出了恶意的嘲弄人的表情。
  “啊哈,把您也关到这里来啦,亲爱的!”他用带着睡意的嘶哑的声音说,还眯起一只眼睛,“我很高兴。您以前喝别人的血,现在轮到别人喝您的血了。妙不可言!”
  “这是某种误会……”安德烈·叶菲梅奇说。听了伊凡·德米特里的话吓坏了,他耸耸肩膀,重复道:“这是误会……”
  伊凡·德米特里又啐一口,躺下了。
  “该诅咒的生活!”他发起牢骚,“令人悲哀、令人屈辱的是,这种生活不是以苦难得到报偿而结束,也不像歌剧中那样以礼赞而结束,而是以死亡结束。总有一天勤杂工会来抓住尸体的手脚,把他拖到地下室里。呸!那也没什么……到了那个世界我们就要喜气洋洋了……我的幽灵也要从那里回来,吓唬这些恶人。我要叫他们吓白了头。”
  莫谢伊卡回来了,看到医生,伸出一只手。
  “给个小钱吧!”他说。

  他曾两次去医院看望伊凡·德米特里,想再跟他谈一谈。但是那两次伊凡·德米特里都异常激愤、恼火。他要求医生不再来打扰他,因为他早已厌恶空谈了。他说,他受尽了苦难,为此他向那些该诅咒的无耻小人只求一种奖赏--单独囚禁。难道连这一点他也要遭到拒绝吗?当安德烈·叶菲梅奇向他告别、祝他晚安时,两次他都粗鲁地回答说:

  五

  “八十六个卢布。”

  大约十二年或十五年前,文官格罗莫夫住在里一条最主要的大街上。他拥有私宅,颇有名望,家道殷实。他有两个儿子:谢尔盖和伊凡。谢尔盖在大学四年级的时候得了急性肺结核,死了。他的死像是开了个头,此后一连串的不幸突然落到这家人头上。刚埋葬了谢尔盖,一周后,年老的父亲因为伪造单据盗用公款受到起诉,不久因伤寒病死在监狱的医院里。房子和全部动产均被拍卖,弄得伊凡·德米特里和他的母亲一贫如洗无以为生了。
  从前,在父亲活着的时候,伊凡·德米特里住在莫斯科,在那里上大学,每月收到六七十个卢布,不知道什么叫穷,后来他不得不急剧地改变自己的生活。他只好从早到晚去教报酬很低的家馆,做抄写工作,却仍旧挨饿,因为他把全部收入都寄给母亲维持生计了。伊凡·德米特里忍受不了这种生活。他垂头丧气,变得虚弱不堪,不久就放弃学业,回到家乡。在这里,在这座小里,他多方托人,谋到了县立学校的一份教职。但他跟同事相处不好,学生也不喜欢他,不久他就辞职不干了。母亲又去世了。他有半年之久失业在家,只靠面包和水生活,后来就当上了法院的民事执行员。他一直担任这个职务,直到因病被解职为止。
  他向来没有给人留下健康的印象,即使在青春年少的大学期间也是这样。他总是脸色苍白,身体消瘦,经常感冒,吃得少,睡不好。只要一杯红葡萄酒就能弄得他头昏脑涨,歇斯底里发作。他总想跟人们交往,但由于他生性急躁、多疑,他没有朋友,没有一个至交。他对里人的评论向来带着轻蔑,老说,他们的粗鲁无知和浑浑噩噩的禽兽般的生活是他深恶痛绝的。他用男高音说话,响亮而热烈。说话时要么怒气冲冲、愤愤不平,要么兴高采烈,露出惊奇的神色,不过任何时候他的表情都是真诚的。不论跟他谈什么,他总是归结到一点:这个市的生活沉闷、无聊,这个社会没有高尚的需求,过着毫无生气、毫无意义的生活,充斥着形形色色的暴力、愚昧、腐化和伪善。卑鄙的人锦衣玉食,正直的人忍饥挨饿;社会需要学校,主持正义的报纸,剧院,大众读物,知识界的团结;必须让这个社会认清自己的面目,感到震惊才好。他对人的议论总加上浓重的色调,而且只有黑白二色,不承认有其他的色彩。他把人类分成卑鄙小人和正直人两种,中间的人是没有的。关于女人和爱情他总是津津乐道,充满热情,但他一次也没有恋爱过。
  尽管他言论尖刻、神经过敏,里人却喜欢他,背地里都亲切地叫他万尼亚①。他那种待人和蔼、乐于助人的天性,为人的正派,道德的纯洁,就连他那件破旧的常礼服,病态的外貌,家庭的不幸,总能唤起他们心中美好的、温暖的、忧伤的感情。此外他受过良好的教育,博览群书,用里人的话说,他无所不知,在这个市里是个类似活字典的人物——
  他读过很多书。他常常坐在俱乐部里,神经质地捻着小胡子,翻阅杂志和书籍。看他的脸色可以知道,他不是在阅读,而是在吞咽,根本来不及咀嚼。应当认为,阅读是他的一种病态的习惯,因为不管他抓到什么,哪怕是去年的报纸和日历,他都急不可耐地读下去。他在家里总是躺着看书。
  
  三

  城里又散布着医院的流言蜚语,传说那个丑女人跟事务长吵架闹翻,还说事务长好像向她下跪求饶了。

  一

  “我的朋友,”邮政局长畏畏缩缩地对他说,“原谅我提个不礼貌的问题:您手里有多少积蓄?”

  医师走路,参观,吃饭,喝酒,但他只有一种感觉:讨厌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他真想独自休息一下,离开他,躲起来,可是这位朋友却认为有责任寸步不离地跟着他,尽量为他安排各种娱乐消遣。等到没什么可看的时候,他就用闲谈来给他解闷。安德烈·叶菲梅奇忍了两天。但第三天他向朋友声明他病了,他想在家里歇一天。朋友说,既然这样他也留下。真该休息一下,否则腿都走不动了。安德烈·叶菲梅奇在长沙发上躺下,脸对着墙,咬着牙听朋友说话。他热烈地断言,法国迟早要摧毁德国,说莫斯科有无数骗子,说光凭长相看不出马的优劣,等等,等等。医师感到耳呜心悸,但是出于礼貌,他不好意思要朋友走开或者闭嘴。幸好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自己觉得枯坐在旅馆里很无聊,饭后独自出去闲逛了。
  安德烈·叶菲梅奇一人留下,这才体验到一种休息的感觉。一动不动地躺在沙发上,意识到房间里只有你一人,这是多么愉快啊!真正的幸福不能缺少孤独。堕落天使之所以背叛上帝,大概是因为他渴望天使们没有领略过的孤独。安德烈·叶菲梅奇本想整理一下这几天来的所见所闻,可是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却在他的脑子里挥之不去。
  “要知道他请了假、陪我出来旅行本来是出于友谊,出于好心,”医生烦恼地想道,“可是,没有比这种友爱的保护更糟糕的了。看上去他善良、宽厚、快活,其实无聊得很。无聊得叫人受不了。同样,有些人向来只说聪明话和好话,可是你会觉得他们其实愚蠢得很。”
  随后几天安德烈·叶菲梅奇一直推说自己病了,一直没有离开旅馆的房间。他脸朝里躺在长沙发上,有时朋友用闲谈为他解闷,他便苦恼不堪,有时朋友外出,他才休息养神。他埋怨自己不该出门旅行,埋怨朋友变得越来越唠叨、放肆。他有心去思考一些严肃而高尚的课题,但却无论如何做不到。
  “正如伊凡·德米特里所说,这是现实生活在痛斥我了。”他心想,气恼自己的萎琐,“不过,这都是胡思乱想……等我回到家,一切都会恢复原样的……”
  在彼得堡情况也一样:他成天不出旅馆,躺在沙发上,只有喝啤酒时才站起来。
  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老是催他去华沙。
  “亲爱的,我去那儿干什么?”安德烈·叶菲梅奇恳求他,“您一个人去吧,您让我回家去!我求您了!”
  “说什么也不行!”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抗议道,“这是个无与伦比的市。我在那里度过了一生中最幸福的五年岁月。”
  安德烈·叶菲梅奇缺乏那种坚持己见的性格,他只好很勉强地跟着去了华沙。到了那里,他照样不出旅馆,躺在沙发上,生自己的气,生朋友的气,生那些怎么也听不懂俄语的仆役的气。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却照样健壮、精神、快活,从早到晚在里游览,寻访故友,好几次他彻夜未归。有一回,不知他在哪儿过了一夜,大清早才回到旅馆,而且神情激动,满脸通红,头发蓬乱。他来来回回走了很长时间,嘴里喃喃自语,后来站住了,说:
  “名誉要紧啊!”
  他又走了一会儿,抱住头,用悲惨的语调说:
  “是的,名誉要紧!真该死,当初我就不该起意到这个巴比伦①来!亲爱的,”他对医生说,“您蔑视我吧:我赌输了!借给我五百卢布吧!”——
  安德烈·叶菲梅奇数出五百卢布,默默地把钱交给他的朋友。那一位因为羞愧、愤怒依然满脸通红,没头没脑地赌了一个毫无必要的咒,戴上帽子,出去了。大约过了两个钟头他回来了,他倒在圈椅里,大声叹一口气,说:
  “名誉总算保住了!我们走吧,我的朋友!在这个该死的市里我连一分钟都不愿意多待。到处都是骗子!奥地利奸细!”
  当两位朋友回到他们的市,那已经是十一月,满街都是厚厚的积雪了。安德烈·叶菲梅奇的职位已由霍博托夫医生接替,不过他还住在原来的房子里,等着安德烈·叶菲梅奇回来后腾出医院的寓所。他称之为厨娘的那个丑女人已经住到一间厢房里。
  里又散布着医院的流言蜚语,传说那个丑女人跟事务长吵架闹翻,还说事务长好像向她下跪求饶了。
  安德烈·叶菲梅奇回来的第一天就不得不找房子搬家。
  “我的朋友,”邮政局长畏畏缩缩地对他说,“原谅我提个不礼貌的问题:您手里有多少积蓄?”
  安德烈·叶菲梅奇默默地数完钱,说。
  “八十六个卢布。”
  “我问的不是这个,”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不懂医生的话,不好意思地说,“我问的是您手里总共有多少存款?”
  “我刚才对您说过了:八十六个卢布……此外再没有钱了。”
  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向来认为医生为人正直、高尚,但一直怀疑他手里少说也有两万积蓄。现在当他得知安德烈·叶菲梅奇已成了乞丐,生活无着,不知怎么他忽然伤心大哭,抱住了自己的朋友。

  他照例八点钟起床,喝完茶便坐下来阅读旧书和旧杂志。他已经没钱买新书了。也许是书旧了,也许是环境变了,总之读书不再引起他极大的兴趣,而且很快就使他疲倦了。为了不虚度光阴,他把旧书编出详细目录,再把小小的书目标签贴到书脊上,这件机械的琐碎的工作他倒觉得比读书更有趣。单调而烦琐的工作不知不觉中削弱了他的思考,现在他万事不想,这一来时间便过得飞快。他甚至到厨房里坐下,帮达留什卡削土豆,在养麦粒中捡小石子他也觉得很有趣。每逢星期六和星期日,他必定去教堂。他在墙跟站住,眯细眼睛,听唱诗班唱诗,想起父亲,想起母亲,想起大学生活,想起各种宗教。他的内心感到平静而忧伤,离开教堂的时候,总惋惜礼拜仪式结束得大快了。

  安德烈·叶菲梅奇走到窗前,望着野外。天色已黑,在右侧的地平线上,升起一轮红色的冷月。在离医院围墙不远的地方,大约一百俄丈开外,是一幢高大的围着石墙的白房子。这是监狱。
  “瞧,这就是现实!”安德烈·叶菲梅奇想道。他心里害怕。
  这月亮,这监狱,这些围墙上的铁钉,连同远处烧骨场上腾起的火焰,都让人不寒而栗。身后传来叹息声。安德烈·叶菲梅奇回过头去,看见一个胸前戴着亮闪闪的星章、勋章的人。正露出笑脸,狡黠地挤着一只眼睛。那模样也显得可怕。
  安德烈·叶菲梅奇要自己相信:月亮和监狱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心理健全的人照样佩戴勋章,世上万物最后都要腐烂,化作尘土。可是突然问他陷入绝望,伸出双手抓住铁栏杆,竭尽全力摇撼起来。坚固的铁窗纹丝不动。
  后来,为了摆脱恐怖,他走到伊凡·德米特里床前,坐下了。
  “我的精神崩溃了,亲爱的朋友,”他小声低语,战战兢兢地擦着冷汗,“精神崩溃了。”
  “那您就谈谈人生哲理呀,”伊凡·德米特里挖苦说。
  “我的天哪,天哪,……对了,对了,您有一次谈到俄国没有哲学,可是连小人物也大谈哲理问题。不过您知道小人物大谈哲理对谁也没有害处,”安德烈·叶菲梅奇有一种仿佛想哭、想引起怜悯的语气说,“我的朋友,为什么您要这样幸灾乐祸地嘲笑人呢?如若小人物感到不满,为什么他不能发发议论呢?一个有头脑的、有教养的、有自尊心的、爱好自由的人,一个圣洁如神灵的人,竟然没有别的出路,除了去一个肮脏愚昧的小当个医生,一辈子给病人拔火罐、贴水蛭、贴芥末膏!招摇撞骗,狭隘,庸俗!啊,我的天哪!”
  “您说蠢话。既然讨厌当医生,您去当大臣呀。”
  “不行,哪儿也不行。我们软弱,亲爱的……对世事我向来漠不关心,我积极而清醒地思考着,可是一旦生活粗暴地碰我一下,我就垂头丧气……意志消沉……我们软弱,无用……您也一样,我的朋友。您聪明、高尚,您从母亲的乳汁里吮吸着美好的激情,可是一旦您迈进生活,您就疲倦了,生病了……我们软弱、软弱啊!”
  随着傍晚的来临,除了恐惧和屈辱之外,安德烈·叶菲梅奇无时无刻不感受到一种难以摆脱的痛苦。最后,他弄明白,他这是想喝啤酒,想抽烟了。
  “我要出去,我的朋友,”他说,“我去说,让他们弄灯来……不能这样……我受不了了……”
  安德烈·叶菲梅奇走到门口,打开门,可是尼基塔立即跳起来,挡住他的去路。
  “您去哪儿?不行,不行!”他说,“该睡觉啦!”
  “我出去一会儿,在院子里走一走。”安德烈·叶菲梅奇慌张地说。
  “不行,不行,这不许可。您自己也知道。”
  尼基塔砰的一声关上门,用背顶住门板。
  “可是即使我出去了,这又碍谁的什么事呢?”安德烈·叶菲梅奇耸耸肩膀问道,“真不明白!尼基塔,我要出去!”他用颤抖的声音说,“我一定要出去!”
  “别捣乱,这不好!”尼基塔教训说。
  “鬼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伊凡·德米特里突然跳起来喊道,“他有什么权利不放人出去?他们怎么敢把我们关在这里?法律好像明文规定,不经审判谁都不能被剥夺自由!这是暴力!专横!”
  “当然,这是专横!”安德烈。叶菲梅奇受到伊凡·德米特里呼喊声的鼓舞,也说,“我要出去。我必须出去。他没有权利!放我出去,你听见没有?”
  “你听见没有,蠢猪?”伊凡·德米特里大声叫骂,用拳头捶门,“你开门,要不然我砸了它!屠夫!”
  “开门!…安德烈·叶菲梅奇浑身打颤,大喊道,“我要你开门!”
  “再喊呀!”尼基塔在门后回答,“喊呀!”
  “至少你去把叶夫根尼·费多雷奇叫来。对他说,我请他来一趟……来一会儿!”
  “明天老爷他自己会来的。”
  “他们绝不会把我们放出去!”这时伊凡·德米特里继续道,“他们要在这里把我们活活折磨死!哦,主啊!难道在那个世界里真的没有地狱,这些恶人可以不受惩罚?正义在哪里?快开门,恶鬼,我要闷死了!”他声嘶力竭地喊道:“好吧,我来撞个头破血流!你们这些杀人凶手!”
  尼基塔迅速打开门,用双手和膝盖粗鲁地把安德烈·叶菲梅奇推开,然后抡起胳膊,一拳头打在他的脸上。安德烈·叶菲梅奇感到一股带咸味的巨浪把他连头吞没,向床那边冲去,他的嘴里当真有股咸味:多半他的牙齿出血了。他像要游出水面,挥舞着胳膊,抓住了不知谁的床,这时他感到尼基塔在他背上又打了两拳。
  伊凡·德米特里一声尖叫。想必他也挨打了。
  随后一切都静下来。淡淡的月光照进铁窗,地板上落着网子一样的阴影。真可怕。安德烈·叶菲梅奇躺下,屏住呼吸,惶恐不安地等着再一次挨打。就像有人拿一把尖刀,扎进他的肉体,在胸腔内和腹腔内转动几圈。他疼得直咬枕头,磨牙。忽然间,在他一片混饨的脑子里,清晰地闪出一个可怕的难堪的念头:此刻在月光下像鬼影般的这几个人,几十年来一定天天都忍受着这样的疼痛。二十多年来他对此一无所知,而且也不想知道--怎么能这样呢?他没有受过苦,甚至不知道什么叫疼痛,因此他也许情有可原。可是,良心的谴责却像尼基塔那样固执无情,弄得从头到脚浑身冰冷。他一跃而起,想大喊一声,飞快跑去杀了尼基塔,杀了霍博托夫、总务长和医士,然后自杀,然而从他的胸腔里发不出一丝声音,两条腿也不听使唤。他上气不接下气,一把抓住胸前的长袍和衬衫,猛地撕开了。他倒在床上,失去了知觉。

  “是的,名誉要紧!真该死,当初我就不该起意到这个巴比伦①来!亲爱的,”他对医生说,“您蔑视我吧:我赌输了!借给我五百卢布吧!”

  十七

  当两位朋友回到他们的城市,那已经是十一月,满街都是厚厚的积雪了。安德烈·叶菲梅奇的职位已由霍博托夫医生接替,不过他还住在原来的房子里,等着安德烈·叶菲梅奇回来后腾出医院的寓所。他称之为厨娘的那个丑女人已经住到一间厢房里。

  伊凡·德米特里还像昨天那样抱着头、缩着腿躺在床上。
  “您好,我的朋友,”安德烈·叶菲梅奇说,“您没有睡着吧?”
  “首先,我不是您的朋友,”伊凡·德米特里对着枕头说,“其次,您这是白费心思:您休想从我嘴里掏出一句话来。”
  “奇怪……”安德烈·叶菲梅奇发窘地嘟哝说,“昨天我们本来谈得很融洽,可是不知为什么您突然生气了,立即住口不谈了……恐怕我说得不太恰当,或者是有的想法不符合您的信念……”
  “哼,要我这么相信您的活!”伊凡·德米特里抬起身子,嘲讽地又恐惧地望着医生说,他的眼睛是红的。“您可以到别的地方去刺探和拷问,在这里您办不到。我还在昨天就明白您来干什么了。”
  “奇怪的幻想!”医生淡淡一笑,“这么说,您把我当成密探了?”
  “是的,是这样……我认为,密探也罢,医生也罢,都是一回事,反正是派来试探我的。”
  “唉,您这个人,请原谅我直说……真是个怪人!”
  医生坐到床前的凳子上,责备地摇着头。
  “不过就算您是对的,”他说,“就算我背信弃义想抓住您的错话告到警察局去,您被捕了,后来受审了。可是难道您在法庭上在监狱里就一定比在这里更糟?如果判您终生流放甚至服苦刑,难道就一定比关在这间病室里更糟?我以为不会更糟……那又有什么可怕的?”
  显然这番话对伊凡·德米特里起了作用。他安心地坐下了。
  那是下午四点多钟。平常这个时候,安德烈·叶菲梅奇总在寓所的各个房间里走来走去,达留什卡便问他是不是该喝啤酒了。这一天外面无风,天气晴和。
  “我饭后出来散步,您瞧,顺路就上这儿来了,”医生说,“完全是春天了。”
  “现在是几月?三月吗?”伊凡·德米特里问道。
  “是的,三月底。”
  “外面到处是烂泥吧?”
  “不,不完全是这样。花园里已经有路可走了。”
  “现在若能坐上四轮马车去郊游就好了,”伊凡·德米特里像刚醒来似的一边擦着红眼睛一边说,“然后回到家里温暖舒适的书房……再找个像样的大夫治治头疼……这种非人的生活我已经过了很久了。这里真糟糕!糟糕得叫人受不了!”
  经历了昨天的激奋之后,此刻他神情疲倦,无精打采,懒得说话。他的手指不住地颤抖,看他的脸色可知他头疼得厉害。
  “在温暖舒适的书房和这个病室之间没有任何差异,”安德烈·叶菲梅奇说,“人的安宁和满足不在他身外,而在他内心。”
  “这话什么意思?”
  “普通人以身外之物,如马车和书房,来衡量命运的好坏,而有思想的人以自身来衡量。”
  “您到希腊去宣传这套哲学吧,那里气候温暖,橙子芳香,可是您那套哲学跟这里的气候不相适应。我跟谁谈起过第欧根尼来了?跟您是吗?”
  “是的,昨天您跟我谈起过他。”
  “第欧根尼不需要书房和温暖的住所,那边天气炎热,不需要这些东西。他住他的木桶,吃橙子和橄榄就够了。如果他生活在俄罗斯,那么别说十二月,在五月份他就会要求搬进房间里住,恐怕他早冷得缩成一团了。”
  “不,对寒冷,以及一般说来对所有的痛苦,人可以做到没有感觉。马可·奥勒留①说过:‘痛苦是人对病痛的一种生动观念,如果你运用意志的力量改变这种观念,抛开它,不再诉苦,痛苦就会消失。’这是对的。智者或者一般的有思想、爱思考的人,之所以与众不同,就在于他蔑视痛苦,他总感到满足,对什么都不表惊奇。”——
  “这么说来我是白痴,因为我痛苦,不满,对人的卑鄙感到吃惊。”
  “您用不着这样。如果您能经常地深入思考一番,您就会明白,那些使我们激动不安的身外之物是多么微不足道。竭力去探明生活的意义--这才是真正的幸福。”
  “探明生活的意义……”伊凡·德米特里皱起眉头说,“什么身外之物,内心世界……对不起,这些我不懂。我只知道,”他站起来,生气地看着医生说,“我只知道上帝创造了我这个有血有肉有神经的人,是这样,先生!人的机体组织既然富于生命力,那么它对外界的一切刺激就应当有所反应。我就有这种反应。我疼痛,我就喊叫,流泪;看到卑鄙行为,我就愤怒;看到丑陋龌龊,我就厌恶。在我看来,这本身就叫生活。机体越是低下,它的敏感性就越差,它对外界刺激的反应能力就越弱;机体越高级,它就越敏感,对现实的反应就越强烈。怎么连这个也不懂呢?身为医生,居然不知道这么简单的道理!为了能蔑视痛苦、任何时候都心满意足、对什么都不表惊奇,瞧,就得修炼到这般地步,”伊凡·德米特里指着一身肥肉的胖农民说,“或者让痛苦把你磨练得麻木不仁,对痛苦丧失了任何感觉,换句话说,也就是变成了活死人。对不起,我不是智者,也不是哲学家,”伊凡·德米特里气愤地继续道,“您的话我一点也不懂。我不善于争议。”
  “刚好相反,您的争议很出色。”
  “您刚才讲到的斯多葛派①哲学家,是一些出色的人,但他们的学说早在两千年前就停滞不前了,当时没有丝毫进展,后来也不会发展,因为它不切实际,脱离生活。它只是在少数终生都在研究、玩味各种学说的人中间获得成功,而大多数的人并不理解它。那种宣扬漠视财富,漠视生活的舒适,蔑视痛苦和死亡的学说,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根本无法理解的,因为大多数人生来就不知道什么是财富,什么是生活的舒适;而蔑视痛苦对他来说也就是蔑视生活本身,因为人的全部实质就是由寒冷、饥饿、屈辱、损失以及对死亡的哈姆莱特式的恐惧等等感觉构成的。全部生活就在于这些感觉中。人可以因生活而苦恼,憎恨它,但不能蔑视它。是这样。我再说一遍,斯多葛派的学说不可能有前途,从世纪初直到今天,您也知道,不断进展的是斗争,对痛苦的敏感,对刺激的反应能力……”——
  伊凡·德米特里的思路突然中断,他停下来,苦恼地擦着额头。
  “我有一句重要的话要说,可是我的思路乱了,”他说,“我刚才说什么啦?哦,对了!我想说的是,有个斯多葛派的人为了替亲人赎身,自己卖身为奴。您瞧,可见连斯多葛派的人对刺激也是有反应的,因为要做出舍己为人这种壮举,需要有一颗义愤填膺、悲天悯人的心灵。在这个牢房里,我把学过的东西都忘光了,否则我还会记起什么的,拿基督来说,怎么样?基督对现实的回答是哭泣,微笑,忧愁,愤怒,甚至苦恼。他不是面带微笑去迎接痛苦,也没有蔑视死亡,而是在客西马尼花园里祷告,求天父叫这苦难离开他①。”——
  伊凡·德米特里笑起来,坐下了。
  “不妨假定人的安宁和满足不在他身外,而在他的内心,”他又说,“不妨假定人应当蔑视痛苦,对什么都不表示惊奇。可是您根据什么理由宣扬这种观点呢?您是智者?哲学家?”
  “不,我不是哲学家,可是每个人都应当宣扬它,因为这是合乎情理的。”
  “不,我想知道的是,为什么您认为自己有资格来宣扬探明生活意义、蔑视痛苦等等这类观点?难道您以前受过苦?您知道什么叫痛苦?请问:您小时候挨过打吗?”
  “不,我的父母痛恨体罚。”
  “可是我经常挨父亲的毒打。我的父亲是个性情暴躁、害痔疮的文官,鼻子很大,脖颈灰黄。不过还是谈谈您吧。您这一辈子,谁也没有用指头碰过您一下,谁也没有吓唬过您,折磨过您,您健壮得像头牛。您在父亲的庇护下长大,他供您上学读书,后来又找了一个高薪而清闲的肥缺。二十多年来您住着不花钱的公房,供暖、照明、仆役,一应俱全,而且有权爱怎么工作就怎么工作,爱干几小时就干几小时,哪怕什么事不做也行。您生来就是个懒散、疲沓的人,所以您竭力把生活安排得不让任何事情来打扰您,免得您动一动位子。您把工作交给医生和其他混蛋去做,自己坐在温暖安静的书房里,积攒钱财,读书看报。您自得其乐,思考着各种各样高尚的胡言乱语,而且还,”伊凡·德米特里看一眼医生的红鼻子,“爱喝酒。总而言之,您没有见过生活,根本不了解生活,您只是在理论上认识现实。至于您蔑视痛苦、对什么都不表示惊奇,其原因很简单:人世的空虚,身外之物和内心世界,蔑视生活、痛苦、死亡,探明生活的意义,真正的幸福--凡此种种是最适合俄国懒汉的哲学。比如说,您看见一个农民在打他的妻子。何必抱不平呢?由他打去吧,反正两人迟早都要死的,再说他打人侮辱的不是被打的人,而是他自己。酗酒是愚蠢的,不成体统的,可是喝酒的要死,不喝酒的也要死。有个村妇来找您,她牙疼……嘿,那算什么?疼痛是人对病痛的一种观念,再说这世界上没有不生病的人,大家都要死的,所以你这婆娘,去你的吧,别妨碍我思考和喝酒。年轻人来讨教怎样生活,该做什么。换了别人回答前一定会认真考虑,可是您的答案是现成的:努力去探明生活的意义,或者努力去寻找真正的幸福。可是这种神话中的‘真正的幸福’究竟是什么呢?当然,答案是没有的。我们这些人被关在铁牢里,浑身脓疮,受尽煎熬,可是这很好,合情合理,因为在这个病室和温暖舒适的书房之间其实毫无差异。好方便的哲学:无所事事,良心清白,自以为是个智者……不,先生,这不是哲学,不是思考,不是眼界开阔,而是懒惰,是巫师显灵,是痴人说梦……是的!”伊凡·德米特里又勃然大怒,“您蔑视痛苦,可是,如果您的手指叫房门夹一下,恐怕您就要扯开嗓门大喊大叫了!”
  “也许我不大喊大叫呢,”安德烈·叶菲梅奇温和地微笑着说。
  “是吗!哪能呢!假定说,您突然中风,咚地一声栽倒了,或者有个混蛋和无耻小人,利用他的地位和官势当众侮辱您,您明知他这样做可以不受惩罚--嘿,到那时您就会明白叫别人去探明生活的意义、追求真正的幸福是怎么回事了。”
  “独到的见解,”安德烈·叶菲梅奇满意地笑着、搓着手说,“您爱好概括,这使我感到又愉快,又吃惊。您刚才对我的性格特征作了一番评定,简直精彩之极。说真的,同您交谈给了我极大的乐趣。好吧,我已经听完了您的话,现在请听我说……”

  “名誉总算保住了!我们走吧,我的朋友!在这个该死的城市里我连一分钟都不愿意多待。到处都是骗子!奥地利奸细!”

  在医院的后院里有一座不大的偏屋,四周长着密密麻麻的牛蒡、荨麻和野生的大麻。这房子的铁皮屋顶已经生锈,烟囱塌了半截,门前的台阶早已腐朽,长出草来,墙上的灰浆只留下斑驳的残迹。偏屋的正面对着医院,后面朝向田野;一道带钉子的灰色围墙把偏屋和田野隔开。这些尖端朝上的钉子、围墙和偏屋本身,无不显得阴森可怕,只有我们的医院和监狱才会有这种特殊的外观。
  如果您不怕被荨麻螫痛,那您就沿着一条通向偏屋的羊肠小道走去,让我们看一看里面的情景。打开第一道门,我们来到了外室。这里的墙下和炉子旁边扔着一堆堆医院里的破烂。床垫啦,破旧的病人服啦,长裤啦,蓝白条纹的衬衫啦,毫无用处的破鞋啦--所有这些皱皱巴巴的破烂混杂在一起,胡乱堆放着,正在霉烂,发出一股令人窒息的臭味。
  看守人尼基塔,嘴里咬着烟斗,老是躺在这堆污七八糟的废物上。他是个退伍的老兵,那身旧军服上的红领章早已褪成棕黄色。他的脸严厉、憔悴,两道下垂的眉毛给他的脸增添一副草原牧羊犬的神气,鼻子通红。他身材不高,看上去瘦骨伶仃,青筋暴突,可是神态威严,拳头粗大。他属于那种头脑简单、唯命是从、忠于职守、愚钝固执的人,这种人最喜欢秩序,把它看得高于一切,因而深信:他们就得挨打。他打他们的脸、胸、背,打到哪儿算哪儿,相信不这样就不能维持这里的秩序。
  再往里走,您便进入一间宽敞的大房间,如果不算外室,整座房子就由它占去了。这里的墙壁涂成暗蓝色,天花板熏黑了,跟没有烟囱的农舍一样--显然,到了冬天,这里的炉子日夜冒烟,煤气很重。窗子的里边装着铁栅栏,样子难看。地板灰暗,粗劣。满屋子的酸白菜味,灯芯的焦糊味,臭虫味和氨水味,这股浑浊的气味让您产生的最初的印象是,仿佛您进入了一个圈养动物的畜栏。
  房间里摆着几张床,床脚钉死在地板上。在床上坐着、躺着的人都穿着蓝色病人服,戴着旧式尖顶帽。这些人是疯子。
  这里一共五个人。只有一人贵族出身,其余的全是小市民。靠近房门睡的是个又高又瘦的小市民,褐色的小胡子亮闪闪的,泪眼模糊,托着头坐在床上,定定地望着一处地方发呆。他日日夜夜发愁,摇头,叹气,苦笑。他很少参与别人的谈话,即使问他什么,他也照例不答。给他端来食物,他就机械地吃下去,喝下去。从他那剧烈而痛苦的咳嗽,骨瘦如柴的模样和脸颊上的潮红可以推断,他正害着痔病。
  在他之后是个矮小、活泼、十分好动的老头子,留一把尖尖的小胡子,一头乌黑的鬈发,像黑人似的。白天他在病室的两扇窗子间不停地踱来踱去,或者像土耳其人那样盘腿坐在自己床上,同时无休止地吹着口哨,学灰雀啼叫,还小声唱歌,嘿嘿窃笑。他的这种孩子气的乐趣和活泼的性格,即使在夜里也有所表现:他常常爬起来向上帝祷告,也就是用双拳捶胸,用手指头抠抠门缝。他就是犹太人莫谢伊卡,大约二十年前他因为帽子作坊起火烧毁而神经错乱,成了疯子。
  第六病室的全体病人中,只有莫谢伊卡一人被允许外出,甚至可以离开医院上街去。他很久以来就享受着这一特权,大概因为他是医院的老住户,又是个不伤人的文疯子,再者他成了里供人逗乐的丑角。只要他一出现,立即被一群孩子和狗围住,对此人们也早已看惯了。他穿着难看的病人服,戴着滑稽的尖顶帽,穿着拖鞋,有时光着脚,甚至不穿长裤,在街上走来走去,在民宅和商店的门口站住,讨个小钱。有的给他克瓦斯,有的给点面包,还有人给个小钱,所以他回来时通常已吃饱喝足,还发了点小财。他带回来的东西统统让尼基塔没收了去归自己享用。这个老兵做这种事很不客气,他粗鲁地、气急败坏地把他的每一个口袋都翻过来,还呼唤上帝来作证,说他今后绝不再放犹太人上街,说他在这个世界上最恨的是不守秩序。
  莫谢伊卡喜欢帮助人。他给同伴端水,在他们睡着的时候给他们盖好被子,答应下次从街上回来送每人一个小钱,并且给每人缝一顶新帽子。他还给左边的邻居,一个瘫痪病人,用勺子喂饭吃。他这样做既不是出于怜悯,也不是出于什么人道方面的考虑,他只是无形中受了右边的邻居格罗莫夫的影响,模仿他这么干的。
  伊凡·德米特里·格罗莫夫是个三十三岁的男子,贵族出身,担任过法院民事执行员,属十二品文官,患有被害妄想症①。他要么缩成一团躺在床上,要么在室内不停地走来走去,像在活动筋骨,很少有坐着的时候。一种令人惊慌不安的、说不清道不明的等待,弄得他总是十分兴奋、急躁、紧张。外屋里只要有一丝动静,或者院子里有人叫一声,他便立即抬起头,侧耳细听:莫非是有人来找他?要把他抓走,这时他的脸上就露出极其惊慌和厌恶的神色——
  我喜欢他那张颧骨突出的方脸盘,它总是苍白,悲伤,像一面镜子反映出他那颗饱受惊吓又苦苦挣扎的心灵。他的脸相是奇特的,病态的,然而那清秀的面容虽则刻下深沉而真诚的痛苦,却显出理智和知识分子所侍有的文化素养,他的眼睛闪出温暖的健康的光芒。我也喜欢他本人,彬彬有礼,乐于助人,对所有的人都异常客气,除了尼基塔。谁要是掉了扣子或者茶匙,他总是赶紧从床上跳下来,拾起那件东西。每天早晨他都要跟同伴们道早安,躺下睡觉时祝他们晚安。
  除了一贯紧张的心情和病态的脸相外,他的疯病还有如下表现:有时在傍晚,他裹紧那件破旧的病人服,浑身发抖,牙齿打颤,开始在墙角之间、病床之间急速地走来走去。好像是,他正害着厉害的寒热病。有时他突然站住,看看他的同伴们,想必他有十分重要的话要说,可是他又显然考虑到他们不会听他讲话,或者即使听也听不懂,于是他便不耐烦地摇着头,继续走来走去。可是不久想说话的欲望压倒一切顾虑,占了上风,他就放任自己,热烈地、激昂他讲起来。他的话没有条理,时快时慢,像是梦吃,有时急促得让人听不明白,然而在他的言谈中,在他的声调中,有一种异常美好的东西。听他说话,您会觉得他既是疯子又是正常人。他的疯话是难以写到纸上的。他谈到人的卑鄙,谈到践踏真理的暴力,谈到人间未来的美好生活,谈到这些铁窗总是使他想到强权者的愚蠢和残酷。结果他的话就成了一支杂乱无章的集成曲,尽管是老调重弹,然而却远没有唱完。
  
  二

  他也生自己的气,不该外出旅行花掉了他积蓄的一千卢布。有这一千卢布现在能派多少用场啊!他又抱怨有人总来打扰他。霍博托夫自认为有责任不时来探访这位有病的同事。可是他那肥头胖脸,他那种粗俗的故作宽容的口气,连他嘴里的“同事”,连他那双高统靴子,无不让安德烈·叶菲梅奇看了讨厌。最令人反感的是,他居然认为给安德烈·叶菲梅奇看病是他的责任,而且自以为治病有方。他每一次来总带一瓶溴化钾和几颗大黄①丸。

  他的生活是这样度过的。通常他早晨八点左右起床,穿衣,喝茶。然后他在自己的书房里坐下看书,或者去医院上班。在医院里,门诊病人坐在狭窄昏暗的过道里等着看病。勤杂工和护士们在他们身边跑来跑去,靴子在砖地上踩得咚咚响;瘦弱的住院病人穿来穿去;死尸和装满污物的器具也从这里抬出去;病儿哭哭啼啼,穿堂风不断灌进来。安德烈·叶菲梅奇知道,这样的环境对发烧的、害肺痨的和本来就敏感的病人来说简直是遭罪,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在诊室里,医士谢尔盖·谢尔盖伊奇正在迎候他。这人矮小,肥胖,圆鼓鼓的脸刮得很光,洗得干干净净。他态度温和,举止从容,穿一身肥大的新西装,看上去与其说像医士,不如说像参政员。他在里还私人行医,求诊者很多,他系着白领结,自认为比医生高明,因为医生不私下行医。诊室的墙角有一个神龛,里面放一尊很大的圣像,点一盏笨重的长明灯,旁边有个高烛台,蒙着白布罩。四壁墙上挂着好几幅大主教的肖像,一张圣山修道院的风景照片和一些枯萎的矢车菊花环。谢尔盖·谢尔盖伊奇信仰上帝,喜欢神圣的仪式。圣像就是用他私人的钱设置的。每逢礼拜天,由他下命令,要某个病人在诊室里大声吟唱赞美诗,唱完之后,翻尔盖·谢尔盖伊奇便手提香炉,走遍各个病室,摇炉散香。
  病人很多,而时间很少,所以他的工作只限于简短地问一下病情,然后发点氨搽剂或蓖麻油之类的药。安德烈·叶菲梅奇坐在桌旁,用拳头托着脸颊,沉思着,木然地提几个问题。谢尔盖·谢尔盖伊奇也坐着,搓着手,偶尔插上一两句话。
  “我们生病,受穷,”他常说,“那是因为我们没有好好祈祷仁慈的上帝。是的!”
  在门诊看病的时候,安德烈·叶菲梅奇不做任何手术。他早就不习惯做手术了,一见到血他就感到难受。有时他不得不扳开婴孩的嘴,察看喉咙,小孩子便哇哇地叫,挥舞小手招架,这时候他的耳朵里便嗡嗡地响,头发晕,眼睛里涌出泪水。他赶紧开个药方,挥挥手,让女人把小孩子快点带走。
  在门诊看病的时候,病人畏畏缩缩、说话没有条理,再加上正襟危坐的谢尔盖·谢尔盖伊奇,墙上的那些画,他自己二十年来一成不变的提问--这一切很快就让他感到厌倦。他看了五六个病人就走了。剩下的病人由医士独自诊治。
  安德烈·叶菲梅奇愉快地想到,谢天谢地,他早已不私人行医,现在谁也不会来打搅他。回到家后,他立即坐到书房里开始看书。他读很多书,总是读得兴致勃勃。他的一半薪水都用来买书,六间一套的寓所有三间堆放着书和旧杂志。他最喜欢读历史和哲学方面的著作。医学方面他只订了一份《医师》杂志,而且通常是从后面读起。每一次他能不间歇地读上几个小时而不感到疲倦。他不像伊凡·德米特里那样读得很快,容易冲动,他读得缓慢,深入,读到凡是他喜欢的或者读不懂的地方他常常停下来。在书的旁边总要放上一小瓶伏特加,一根腌黄爪或者一个渍苹果,而且直接放在呢子桌布上,不用盘子装。每隔半小时,他眼睛不离开书,为自己斟上一杯伏特加,喝下去,然后不用眼睛看,用手摸到黄瓜,咬下一截。
  三点钟,他小心翼翼地走到厨房门口,咳几声,说:
  “达留什卡,最好给我弄点吃的……”
  吃了一顿相当差还不干净的午饭后,安德烈·叶菲梅奇就在各个房间里走来走去,双手交叉抱在胸前,一边想着什么事情。时钟敲了四点,过后五点,他还在踱步、沉思。有时厨房的门吱嘎响起来,从门里探出达留什卡那张带着睡意的红脸。
  “安德烈·叶菲梅奇,您该喝啤酒了吧?”她关心地问。
  “不,还不到时候……”他回答,“再等一会儿……再等一会儿……”
  邮政局长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通常在傍晚来访。在全居民中只有跟他的交往还没有让安德烈·叶菲梅奇感到厌烦。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原先是个广有资财的地主,在骑兵团服役,但后来破产了,迫于生计只好在年老时进了邮政局。他精力充沛,身体健壮,蓄着灰白的美髯,举止彬彬有礼,嗓门洪亮,声音悦耳。他善良,重感情,但脾气暴躁。在邮局,只要有顾客提出抗议,不同意某些做法,或者只是议论几句,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立即涨红了脸,浑身哆嗦,雷鸣般地吼道:“你闭嘴!”因此这个邮政局早已出了名,是个谁都怕进的衙门。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认为安德烈·叶菲梅奇有教养,志向高尚,因而尊敬他,喜爱他。他对其余的居民则态度傲慢,像对他的下属一样。
  “我来了!”他说着走进安德烈·叶菲梅奇的书房,“您好,我亲爱的朋友!恐怕我已经惹您讨厌了吧?”
  “正好相反,我非常高兴,”医生回答他,“见到您我总是很高兴。”
  两位朋友坐在书房的长沙发上,他们先默默地抽一阵烟。
  “达留什卡,最好给我们弄点啤酒来!”安德烈·叶菲梅奇说。
  两人一言不发喝完第一瓶啤酒:医生在沉思默想,米哈伊尔一副快活而兴奋的神色,好像有一件十分有趣的事要讲出来。谈话总是由医生开头。
  “真遗憾,”他说得徐缓而平和,一边摇着头,眼睛不着对方(他向来不直视别人的脸),真是太遗憾了,尊敬的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在我们这个市里,根本没有人会谈些高深的或者有趣的话题,他们没有这个能力,也不喜欢这样做。这对我们来说是巨大的损失。连知识分子也不免流于庸俗,他们的发展水平,我敢断言,一点也不比下等人高。”
  “完全正确。我同意。”
  “您自己也知道,”医生平静地慢条斯理地接着说,“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人类智慧最崇高的精神表现之外,一切都无足轻重、没有意思。智慧在人兽之间划出鲜明的界线,暗示着人类的神圣,而且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能取代人类的不朽--尽管不朽是不存在的。由此可见,智慧是快乐的唯一可能的源泉。可是我们在周围看不到有智慧的人,听不到智慧的谈吐--可见我们没有快乐。不错,我们有书,但是这跟活跃的交谈和积极的交往是完全不同的。如果您容我做个不完全恰当的比喻,那么我要说:书是乐谱,交谈才是歌。”
  “完全正确。”
  接着是沉默。达留什卡从厨房里出来,呆板的脸上带几分愁苦,一手托着脸,在房门外站住,想听听他们讲什么。
  “唉!”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叹了口气,“真希望现在的人能聪明起来!”
  于是他讲起过去的生活多么健康、快活、有趣,那时俄国的知识分子多么聪明,他们多么看重名誉和友谊。他们借钱给人家不要借据,认为朋友有困难不伸手帮助是可耻的。再说那些旅行、冒险、争论多么有意思啊!还有什么样的朋友,什么样的女人啊!说到高加索,那是多么迷人的地方!有个营长的妻子,是个怪女人,一到晚上就穿上军官制服,独自骑马进山,也不带向导。据说她在山村里跟一个小公爵出了点风流韵事。”
  “我的圣母娘娘……”达留什卡叹道。
  “再说那时候喝得多痛快!吃得多丰盛!那些有着自由思想的人真是天不怕地不怕呀!”
  安德烈·叶菲梅奇听着,却充耳不闻:他在思考着什么,不时喝一口啤酒。
  “我常常梦见聪明的人,并且跟他们交谈,”他忽然打断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的话说,“我的父亲让我受到良好的教育,但是在六十年代的思想影响下,他非要我当医生不可。我这样想,假如当年我不听他的话,那么我现在一定处在思想运动的中心了。恐怕我已成了某个系的教授。当然,智慧也不是永恒的,而是短暂易逝的,可是您已经知道,为什么我对它如此喜爱。生活是个令人苦恼的陷阱。当一个有思想的人进入成年,他的意识成熟起来的时候,他不由得感到仿佛自己掉进了没有出路的陷阱。实际上,他从虚无到有生命不是出于他的意志,而是由某些偶然的情况促成的。……这是为什么?他想弄清自己生活的意义和目的,可是别人不告诉他,或者说些荒诞无稽的话。他敲门--没人给他开门。最后死神来找他--这同样不是出于他的意愿。打个比方,正如监狱里的人被共同的不幸联系在一起,当他们聚到一处时心情就轻松些,同样的道理,当热衷分析和概括的人们聚到一处,在交流彼此的引以自豪的自由思想中消磨时光时,你就不会觉得生活在陷饼中。从这个意义上讲,智慧是不可替代的快乐。”
  “完全正确。”
  安德烈·叶菲梅奇不看对方,讲讲停停,一直平静地谈论着有智慧的人和同他们的交谈。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留心听着,连连赞同:“完全正确。”
  “那么您不相信灵魂不死吗?”邮政局长突然问道。
  “不,尊敬的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我不相信,也没有理由相信。”
  “老实说,我也表示怀疑。可是,话说回来,我有一种感觉,仿佛我永远不会死去。哎,我心里想,老家伙,你该死了!可是内心有个声音悄悄地说:别相信,你死不了!……”
  九点一过,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便告辞回家。他在前室穿上皮大衣,叹口气说:
  “可真是,上帝把我们抛到这么荒凉偏僻的地方!最糟糕的是我们还得死在这里。唉!……”

  ①一种药用植物。

  此后,安德烈,叶菲梅奇发觉周围有一种神秘气氛。医院里的勤杂工、护士和病人遇见他时总用疑问的目光看他几眼,然后私下里议论什么。往日他喜欢在医院的花园里遇见总务长的女儿小姑娘玛莎,现在每当他微笑着走到她跟前想摸摸她的小脑袋时,不知为什么她总跑开了。邮政局长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听他说话,不再总是“完全正确”,却令人不解地惶惶不安地嘟哝:“是的,是的,是的……”同时若有所思地忧伤地看着他。不知为什么他开始劝自己的朋友戒掉伏特加和啤酒,但他是一个讲究礼貌的人,不便直说,总是旁敲侧击暗示他,时而讲到一个营长,一个出色的人,时而讲到团里的神父,一个可爱的年轻人,说他们经常喝酒,经常生病,可是戒酒之后,什么病都好了。他的同事霍博托夫来过两三次,他也建议戒酒,而且无缘无故推荐他服用溴化钾①药水——
  八月间,安德烈·叶菲梅奇收到市长来信,请他来商量一件重要的事。他在约定的时间来到市政府,在那里安德烈·叶菲梅奇还遇到了军事长官,政府委派的县立学校的学监,市参议员,霍博托夫,另外还有一位肥胖的浅发的先生,经介绍,这是一位医师。这位医师有一个很难上口的波兰人的姓,住在离三十俄里的养马场,现在是顺路来到这里。
  “这里有一份你们医院的报告,”大家互相打过招呼围桌坐下后,市参议员对安德烈·叶菲梅奇说,“叶夫根尼·费多雷奇说,医院主楼里的药房大小,应当把它搬到侧屋去。当然啦,搬是可以的,这不成问题。关键是侧屋需要整修一番。”
  “是的,不整修恐怕不行,”安德烈·叶菲梅奇考虑一下说,“比如说,拿院子角上的侧屋充当药房,那么这笔费用我认为至少②需要五百来卢布。这是一笔非生产的开支。”——
  大家沉默片刻。
  “十年前我有幸呈报过,”安德烈·叶菲梅奇低声继续道,“若要保持这个医院的现状,那么它将是市的一个不堪负担的奢侈品。医院是在四十年代建成的,可是要知道那时的条件跟今天的不一样。现在市把过多的钱花费在不必要的建筑和多余的职位上。我认为,采用别的办法,这笔钱完全可以维持两所模范的医院。”
  “那就让我们采用别的办法吧!”市参议员赶忙说。
  “我已经有幸呈报:把医疗机构移交地方自治局管理。”
  “是啊,您把钱交给地方自治局,它可就中饱私囊了。”浅发医生笑了起来。
  “历来如此,”市参议员表示同意,也笑了。
  安德烈·叶菲梅奇垂头丧气地用阴沉的目光看着浅发医生说:
  “说话要公道。”
  又是一阵沉默。茶端上来了。那个军事长官不知怎么很不好意思,他隔着桌子碰碰安德烈·叶菲梅奇的手,说:
  “您完全把我们忘了,大夫。不过您是修士:既不玩牌,也不爱女人。跟我们在一起您一定觉得无聊吧。”
  大家谈起,在这个市里,上流人士的生活是多么沉闷。没有剧院,没有音乐,近来在俱乐部的舞会上,二十来位女士才有两名男舞伴。年轻人不跳舞,老是挤在小吃部旁边,不然就打牌。安德烈·叶菲梅奇谁也不看,慢慢地平静地开始讲到,里人把他们的精力、心灵和智慧都耗费在打牌和播弄是非上,不会也不想把时间用在有趣的交谈和读书上,不愿意享受智慧带来的乐趣,这真是可惜,太可惜了。只有智慧才是有意思的、值得注意的,其余的一切都是低微的不值一提的。霍博托夫一直用心听着自己同事的话,突然问道:
  “安德烈·叶菲梅奇,今天是几号?”
  听到回答以后,他和浅发医生用一种自己也觉得不高明的主考官的口气开始向安德烈·叶菲梅奇发问:今天是星期几,一年有多少天,第六病室里是否住着一个了不起的先知。
  在回答最后一个问题时,安德烈·叶菲梅奇红着脸说:
  “是的,这是一个病人,不过他是个有趣的年轻人。”
  此后再没有人向他提任何问题。
  当他在前厅里穿大衣的时候,军事长官一手按住他的肩头,叹口气说:
  “我们这些老头子都该退休啦!”
  离开了市政府,安德烈·叶菲梅奇这才明白,这是个奉命来考查他的智能的委员会。他想起对他提的那些问题,不禁脸红起来,不知为什么现在他有生以来第一次为医学感到惋惜和悲哀。
  “我的天哪,”他想,又记起两名医生刚才怎么考查他,“要知道他们不久前还在听精神病学的课程,参加考试,怎么现在变得这么无知呢?他们连精神病学的概念都没有。”
  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自己受了侮辱,感到气愤。
  当天晚上,邮政局长来看他。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没打招呼,走到他跟前,抓住他的两只手,激动地说:
  “亲爱的,我的朋友,请向我表明您相信我的一片好意,并把我当作您的朋友……亲爱的!”他不容安德烈·叶菲梅奇分说,激动地继续道,“我因为您有教养、灵魂高尚而爱您。请听我说,我亲爱的朋友。医学守则要求医生向您隐瞒真相,而我作为军人只说实话:您病了!原谅我,亲爱的朋友,但这是真的,您周围的人早已觉察到了。刚才叶夫根尼·费多雷奇大夫对我说,为了有利于您的健康,您必须休息,散散心。完全正确!太好了!过几天我去请假,我也想外出换换空气。请表明您是我的朋友,我们一道走!仍旧照往日那样一道走。”
  “我觉得我完全健康,”安德烈·叶菲梅奇想了想说,“我不能去。请允许我用别的方式来表明我们的友谊。”
  出门远行,不知去哪儿,有何必要,没有书,没有达留什卡,没有啤酒,完全改变了二十年来养成的生活方式--这种主意他起先觉得毫无道理十分荒唐。可是他想起了在市政府的谈话,想起了离开市政府回家路上那份沉重的心情,他又觉得暂时离开这个市,离开这些把他当成疯子的蠢人,也未尝不可。
  “那么您本人打算去哪儿呢?”
  “去莫斯科,去彼得堡,去华沙……我在华沙度过了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五年。多么美丽的市啊!我们一道去,亲爱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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