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过程保持好心态很重要

日期:2019-12-08编辑作者:云顶娱乐网址

  谁都感觉到,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是刻不容缓地急于摆脱困境。我估计黎希留先生已经把我忘了,从宫廷方面是没有指望的了,便作了几次尝试,看看我的歌剧能不能在巴黎演出。但是我遇到许多困难,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克服,而我的处境又一天比一天紧迫。于是我就想起把我那部小喜剧《纳尔西斯》送到意大利剧院去。结果它被接受了,我得到一张长期入场券,使我很高兴。但也不过如此而已。我天天走访演员们,路跑厌了,但怎么也不能使它演出,所以干脆就不去了。我又回到最后剩下的一条门路,也是我原该走的唯一的门路。当我常往拉·波普利尼埃尔先生家跑的时候,就把杜宾先生家疏远了。两家的夫人虽然是亲戚,却相处得并不好,彼此不见面。两家的客人也各不相通,只有蒂埃利约往两家都跑。他受托要设法把我拉回到杜宾先生家去。那时,弗兰格耶先生正在学博物学和化学,办了一个陈列室。我相信他是想进学士院当院士的,为此,他就需要著一本书,认为我在这方面可能对他有点用处。杜宾夫人那边呢,他也想写一本书,在我身上打着差不多同样的主意。他们俩很想合聘我担任一种秘书的职务,这就是蒂埃利约责怪我不去登门的理由。我首先要求弗兰格耶先生利用他和热利约特的力量把我的作品拿到歌剧院去排演。他同意了。结果《风流诗神》有了排演的机会,先在后台,后在大剧院,排了好几次。彩排那一天,观众很多,有好几段都得到了热烈喝彩。然而,我自己在勒贝尔指挥得很不好的那个演奏过程中,感觉到这个剧本是通不过的,甚至不经重大修改就不能演出。因此我没说一句话就把剧本收回了,免得遭人拒绝;但是,有好些迹象使我清楚地看出,纵然剧本尽善尽美,也还是通过不了。弗兰格耶先生明明白白答应我使剧本有机会排演,而不是使它有机会演出。他的确实践了他的诺言。我始终觉得,在这件事上和在许多别的事上,都看出他和杜宾夫人不想让我在社会上成名,也许是因为怕人家在看到他们的著作时,猜疑他们是把我的才能移花接木接到他们的才能上的。然而,杜宾夫人一直认为我的才能有限,而且她利用我的地方,始终也只是要我照她的口述作点笔录,或者叫我找点纯属参考性质的资料,因此,如果出现这种谴责,特别是对她来说,似乎又有失公平。

我觉得,回到初心和常识去思考,回到这些原点,你就会有更多的定力,这还是很重要的。

  洛皮塔尔侯爵在向他的同僚蒙太居循例道谢的时候,特别提到他的秘书以及秘书对共同事业所建立的这项功绩。蒙太居伯爵贻误军机,原该引以自责的,但他却认为这番夸奖之中含有责他之意,因此对我谈起这事时很不高兴。我过去对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卡斯特拉纳伯爵也曾和对洛皮塔尔侯爵一样权宜行事,虽然事情没有那么重要。到君士坦丁堡没有别的邮班,只参议院有时派专差给他的大使送信,这种专差出发时总是先通知一下法国大使,以便他必要时可以顺便寄信给他的同僚。通知一般应是前一两天送到,但是人家太瞧不起蒙太居先生了,只在信差出发前一两小时才来告诉他一声,走走形式。这就使得我有好几次只好当他不在家时就写信寄出。卡斯特拉纳先生复信时总要提到我,多所奖饰;戎维尔先生从热那亚寄信来,也是如此。这每一次都给蒙太居火上加油。

对于如何“平复心态”,李斌给出了一些建议:第一要回到原点去思考,“回到原点,很多角度还是不一样的,如果你偏离了,当然需要去修正,如果坚持了,那当然就可以更加有自信的坚持下去。”第二,从大一点的地方去看做的事情,找一个细分市场,从一个更大的角度去看你做的事情,能够给到自己一些信心,会往前走更远。第三,要从未来看现在,“从体验出发,从人性出发,将来智能电动汽车一定会是最主流的产品,今天虽然比例还比较少,但是你知道从今天到将来之间,这个趋势在哪里,你就能够有一个很清晰的方向感。”

  啊!死神。来把我这苦难的一生了结吧!

其实,首先没那么惨,我们还是不错的。所以我最近经常收到好久不联系的朋友的问候,说你还好吗?我说挺好的,没什么不好的。昨天我跟一个很长时间没见过的朋友跟他吃饭,他说你看着还挺好的。我说身体没问题我,为什么看着不好呢?因为作为一个创业老兵,我也希望借这个机会跟大家交流怎么样能够在一个充满挑战的环境里面,在一个充分非常多的挫折和困难的创业过程里,保持好一点的心态,这个还是重要的,因为没有好的心态扛不过去。这还是可以有方法论的,做事情平复心态是有方法论的,我把这个小的方法论跟大家分享一下,有一些稍微心灵鸡汤一点,你们就忍了吧,今天反正也不推销车,因为我们刚刚发布11月份的数字还不错,反正现在你要定我们车,也要等不少时间,卖的还可以。

  我们的厨师,他叫鲁斯洛,从法国带来了一张二百法郎的借据,这是一个叫查内托·那尼的威尼斯贵族开给鲁斯洛的一个做假发的朋友的,是查内托欠他的假发钱。鲁斯洛把这张借据交给我,托我用协商方式收回一点。我和他都知道,威尼斯贵族有个老习惯,在外国欠了债,回国后就赖账;你要是逼他们还,他们就拖,叫那倒霉的债权人耗费时间、金钱,疲于奔命,结果或者是完全放弃,或者是捡回几个子儿了事。我请勒·布隆先生跟查内托交涉,查内托承认借据,但不答应付款。闹来闹去,他最后答应付三西昆。当勒·布隆把借据送到他那里时,三西昆还没有筹出,只好等待。在此期间,我跟大使闹翻了,要离开大使馆。我把大使馆的文件都整理得有条不紊地搁在那里,但是鲁斯洛的那张借据却找不到了。勒·布隆先生一口咬定他把借据还给了我。我深知他为人正派,绝不容置疑,但是我却怎么也想不起这张借据搁到哪里去了。既然查内托已经承认了债务,我就请勒·布隆先生设法收回这三西昆,出一张收据,或者叫查内托再照写一张借据,予以注销。查内托知道借据丢了,两种办法都不愿接受。我就从腰包里拿出三西昆来付给鲁斯洛,以偿借据的损失。他不肯接受,叫我到巴黎去踉债权人协商了事,并且把债权人的住址交给了我。那个假发商知道了事件经过,便要他的借据或者是借据上的全部金额。我当时非常气愤。真想不惜一切代价去把那张单据找出来!我只好照付二百法郎了,而且又是在我手头最感拮据的时候。以上是说明借据遗失反叫债权人获得了全部欠款,而如果该他倒霉,这张借据找到了,他连查内托·那尼阁下所答应的那十个埃居也难以收回呢!

我没有准备PPT,就跟大家聊聊天,创始人这件事有多重要?我先讲一讲自己的切身体会。2012年我就想做车,2014年下定决心了,开始行动,这是第一个问题,我问一下自己我到底做多少钱的车,这还是挺重要的,你想做五万的、十五万的还是五十万的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按理来说,做贵的车,中国的企业做起来辛苦一点,虽然现在中国的用户已经能够买中国产的1万块钱的手机了,但2014年的时候不行,现在已经没问题了。但是做贵的车,好像一般人觉得你这个不能搞。但做便宜的入门级的车,这个时候我想了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我能不能跟现在那么多优秀的中国汽车品牌竞争?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决策点,就是谁在做这些公司?这时候有三座大山,有三个年富力强的创始人,还在兢兢业业、废寝忘食的运营公司的三个中国品牌,14年的时候其实他们就已经比较优秀了,吉利、长城、比亚迪,这三个公司都是创始人,都是50来岁,年富力强,经验丰富,在过去的20多年的时间里,已经积累了足够的资源和规模。我一想要跟他们拼好像有点胆怯,我就拼十来万的车,我寻思还挺难的。

  到了里昂,我原想取道色尼山,以便顺路看看我那可怜的妈妈。可是一方面由于战事的关系,并且想节约一点,另一方面又要到米尔普瓦先生那里去拿护照——他当时在普罗旺斯地区指挥军队,人家叫我去找他的,——所以我就从罗伯河顺流而下,到土伦去搭海船了。蒙太居先生因为少不了我,左一封信右一封信地催我快去,但一个意外事件却延误了我的行程。

李斌最后表示,“作为一个创业者,作为一个创始人,其实我们要给自己打气,因为如果你自己都没有信心的话,你没法激励团队,你也没办法跟你的用户、客户把你真正想做的事情表达出来。”

  到了第一次祝酒,我想总该有礼炮了吧:还是没有。卡利约知道我的心思,看我叽叽咕咕象个孩子,就暗自发笑。饭吃到三分之一,我看见一艘贡多拉越来越近了。“天哪,先生,”船长对我说,“你提防着吧,冤家来了。”我问他这话是什么意思,他用一个笑话回答了我。贡多拉靠船了,只见走出一个十分漂亮的年青女人,她光彩照人,服饰艳丽,步履轻盈利落,三跳两跳就到了房间里。我还没注意到有人在我旁边摆上了一份餐具,她就在我身边坐了下来。她又妩媚,又活泼,棕色的头发,年龄至多不过二十岁。她只会说意大利语。单凭她那声调就够叫我晕头转向的了。她边吃边说,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然后突然叫道:“圣母啊!原来是我亲爱的布雷蒙,我好久没有看见你了!”说着就往我怀里一扑,把嘴唇贴在我的嘴唇上,把我搂得几乎透不过气来。她那双东方型的大黑眼珠把火一样的热情射进我的心里,虽然先是一阵惊讶使我有些不知所措,但是肉感之乐很快就把我迷住了,以至于尽管有许多人看着,还是需要那个美人儿亲自使我有所克制,因为我醉了,或者毋宁说是发狂了。当她看到我已经颠倒到她所预期的程度,她的爱抚便缓和了些,但是她的火热劲儿并没有稍减。她高兴地把她那兴奋的原因(谁知道是真是假)解释给我们听,她说我长得跟托斯卡海关监督布雷蒙先生一模一样,差一点把我当作是他了。她说她曾经迷恋过布雷蒙,现在还在迷恋他,而她丢掉布雷蒙,只怪自己太傻,现在她就要拿我代替布雷蒙了,她要爱我,因为她看中了我,以同样的理由,我也得爱她,她高兴爱我多久,我就得爱她多久,将来她把我扔掉了,我也得和她那亲爱的布雷蒙一样,耐下性子等着。她这样说了,就这样做了。她把我当作她手底下的人那样摆布,把她的手套、扇子、腰带、帽子都交给我保管,她命令我到这到那,做这做那,我都—一唯命是从。她叫我去把她的贡多拉打发走,因为她要坐我的贡多拉,我就去了,她叫我把位子让开,叫我请卡利约来坐,因为她有话对他说,我也就照办了。他们俩在一起窃窃私语,谈了很久,我也就让他们谈去。后来她喊我,我又回来了。“听着,查内托,”她对我说,“我不愿意接受法国式的爱,这样的爱没有用处。等你觉得腻了,你就走。我有言在先,办什么事可得干脆利落。”饭后。我们就一起到缪拉诺镇去参观玻璃厂。她买了许多小玩意儿,毫不客气地让我们付了钱,但是她到处赏人家小费,花的钱比我们多得多。看她自己挥霍和让我们挥霍的那种不在乎劲儿,很明显地她是把金钱看得连粪土也不如。她要别人在她身上花钱,我相信是出于虚荣者多,出于贪婪者少:千金买笑,她才感到快意。

新浪科技讯 12月6日上午消息,蔚来董事长、CEO李斌在艾问主办的2019全球创始人大会上发言,再度谈及了《蔚来李斌,2019年最惨的人》一文称,“没那么惨,我们还是不错的。”因为作为一个创业老兵,李斌表示,在一个充分非常多的挫折和困难的创业过程里,保持好一点的心态,还是重要的,“因为没有好的心态扛不过去”。

  这最后一次的失败使我完全泄气了。我放弃了任何进取和成名的计划;从此以后再也不想什么才能不才能了。这些才能,我真有也好,假有也好,反正都不能叫我走运,我只有把时间和精力用来维持我自己和戴莱丝的生活,谁能帮助我们,我就讨谁的欢心。因此,我就全心全意地跟着杜宾夫人和弗兰格耶先生了。这并不能使我过得很富裕,就拿我头两年每年所得的那八、九百法郎来说,这笔钱只能勉强维持我最基本的生活,因为我不能不在他们家附近——房租相当高的地区——租公寓住下,另一方面还要在位于巴黎边缘的圣雅克路的尽头另付一笔房租,而不论阴晴,我差不多每晚都要到那里去吃饭。不久我也就习惯了,甚至对我这种新的工作还发生了兴趣。我爱上了化学,跟弗兰格耶先生到鲁埃尔先生家听了好几次课,于是我们就对粗知其皮毛的这门科学不识好歹地开始涂写起来。一七四七年,我们到都兰去度秋季,住在舍农索府,这座府第是歇尔河上的离宫,是亨利二世为狄雅娜·德·普瓦提埃盖的,用她姓名起首字母组成的图案还依稀可见。现在这座府第归包税人杜宾先生所有了。在这个秀丽的地方,我们尽情欢乐,吃得也极好:我胖得象个僧侣了。我们在那里大搞其音乐。我写了好几首三重唱,都相当和谐。如果将来有机会写补篇的话,也许还要再提一提的。我们在那里还演喜剧。我用十五天时间写了一部三幕剧,名叫《冒昧订约》。读者在我的文稿中可以看到这个剧本,它别无所长,只是欢情洋溢而已。我在那里还写了几篇小作品,其中有一篇诗剧,题为《西尔维的幽径》,这本是沿着歇尔河的那片园子里的一条小径的名字。我搞了这些东西,并没有中断我在化学方面的工作和我在杜宾夫人身边所担任的工作。

第二个,从大一点的地方去看你自己做的事情,也挺重要的。10月份的时候,我们当时销售数字出来以后,我就直觉,我说还不错,应该是全球电动第一名,他们看了真的是第一名,后来发现便宜的车我们卖的也比他们多,基本是所有的电动SUV里面的第一名,找一个细分市场去看全局的时候,你当然就可以给自己一些信心和鼓励,给自己打气还是挺重要的。我觉得我们还不错啊,我们的团队还干得不错,那你当然就能给到自己一些鼓励,给自己鼓励还是很重要的,你不要指望别人给你打气,你自己给自己打气还是应该的,其实是找一个细分市场,从一个更大的角度去看你做的事情,能够给到自己一些信心,会往前走更远。

  我理由充分而呼吁无门,这就在我的心灵里撒下了愤慨的种子,反对我们这种愚蠢的社会制度,在这种社会制度里,真正的公益和真正的正义总为一种莫名其妙的表面秩序所牺牲,而这种表面秩序实际上是破坏一切秩序的,只不过对弱者的受压迫和强者的不义的官方权力予以认可而已。有两个原因阻止我这个愤慨的种子,不让它在当时就象后来那样发展起来。一个原因是,在这件事里,我自己是当事人,而个人利害从来没有产生过伟大而崇高的东西,不能在我心里激起那种只有对正义与美的最纯洁的爱才能产生的圣洁的内心冲动。另一个原因是友谊的魔力,它以一种更甜美的感情优势,缓和并平息了我的愤怒。我在威尼斯曾结识一个巴斯克人,他是卡利约的朋友,同时也配做一切善良的人的朋友。这位可爱的青年生来就具有一切才艺和一切美德,他刚完成以培养美术鉴赏力为目的的周游意大利的旅行,因为想不出再有什么可学的了,便打算直接回祖国。我对他说,象他那样的天才,艺术不过是一种消遣,而他的天才是宜于钻研科学的。为了培养对科学的爱好,我劝他到巴黎走一趟,住上六个月。他信了我的话,到巴黎来了。我到巴黎时,他正在那里等我。他的房间一人住太大,请我分住半间,我接受了。我发现他正在狂热地钻研高深的学问。没有一门知识是超出他的能力之外的;他吞噬着一切,消化着一切,进展神速。原来他的求知欲搅得他心神不安,却又不自察觉,这时他是多么感谢我启发了他,给他的精神提供了这种食粮啊!我在这个强毅的灵魂里发现了多么丰富的学识与品德的宝藏啊!我感到我需要的正是这样的朋友:我们成了莫逆之交了。我们的兴趣不同,老是争辩。彼此又都固执,所以对任何事的意见都不能一致。然而我们却谁也离不开谁,尽管不断抬杠,却谁也不愿意对方不是一个好抬杠的人。

第三个,周航刚讲了一点我特别同意,还是要从将来看现在,从未来看现在,这个也挺重要的。如果你看到趋势,你站在今天看的话,很多东西可能有点看不太清楚。如果你从一个远的角度去看的话,当然就会不太一样,比如这两天工信部在征求2035年汽车产业发展规划的征求意见稿,这里面也提出来,比如2025年电动车的比例占到25%。我觉得这就是有意思的事情,2025年看到现在,发现今天才3%、4%,你就觉得这个有很大进步,当然就能够给到自己一个好的方向去看这个事情,这个中间要建立起他的逻辑,为什么电动车一定会取代汽油车?我们抛开人员安全、石油安全,抛开这些不说,石油安全还挺重要的,60p%的石油都是国外进口。从个人用户来讲,我们可以看到,自动驾驶什么时候实现,电动汽车是最适合它的技术,因为它的反应速度更快,看到这样一些东西你就知道,从体验出发,从人性出发,将来智能电动汽车一定会是最主流的产品,今天虽然比例还比较少,但是你就知道从今天到将来之间,这个趋势在哪里,你就能够有一个很清晰的方向感。

  我是一七四一年秋天来到巴黎的,随身带着十五个金路易的现款以及我的《纳尔西斯》喜剧和我的音乐改革计划,这些就是我的全部本钱。因此我没有多少时间可以浪费,急于要拿自己的存稿来想办法。我赶紧利用我带来的许多介绍信。一个年青人到了巴黎,面孔长的过得去,显得有些才能,总是靠得住有人接待的。我受人接待了。这种接待给了我很多愉快,但是无大实益。在介绍给我的那许多人之中,只有三位对我有点用处,一个是达梅桑先生,他是萨瓦贵族,当时是宫廷侍从,我相信他还是卡利尼安公主的宠臣;一个是博茨先生。他是铭文研究院的秘书,国王办公室的纪念章保管员;还有一个是卡斯太尔神父,耶稣会教士,明符键琴的发明者。陈达梅桑先生外,其余二人都是马布利神父介绍给我的。

我的几个建议,第一个,还是要回到原点去思考信息,什么叫原点?比如你创办这个公司是为什么,创始人嘛,这个还是挺重要的。你现在遇到的困难是因为你当时的出发点错了吗?这是一个可以思考的事情。比如说我为什么创办这家公司?我就觉得车不光是智电动技术的变化,汽车行业的体现也需要变化。你给用户更好的体验了吗?比如我说做用户体验,你是因为成为一家用户体验导致今天遇到这么多的挑战吗?比如我说要做正向研发,你是在这么干吗?这还是挺重要的,回到初心,回到原点,很多角度还是不一样的,如果你偏离了,那你当然需要去修正,如果你坚持了,那你当然就可以更加有自信的坚持下去。

  在离开她之前,我要求第二天再来相会,她把时间推到第三天,并且带着嘲讽的微笑补了一句,说我也需要将息将息。这段时间我过得很不是滋味,心里只惦记着她的媚姿和风韵,痛感自己的荒唐,一个劲儿地自咎,悔恨我把那大好的时光就那么白白糟蹋了。要不是我那么糊涂,那时光就是我一生最美满的时光啊,我以最急躁的心情等着去补偿损失,但不管怎样,我心里总是不安,总觉得那个爱煞人的姑娘长得那么完美而身份又那么卑贱,这中间的矛盾简直无法克服。到了约定的时刻,我就往她那里跑,往她那里飞了。我不知道她那火热的气质是不是会对我这次的拜访感到快慰一些。我想,她那种傲气至少是会得到一点满足的,于是我心里就预先尝到一种美妙的滋味了,打算千方百计地让她看看,我是多么善于弥补自己的过错。她把这一场考验给我免除掉了。我一拢岸就派贡多拉上的船夫去通报。他回来对我说,她头天就到佛罗伦萨去了。如果说当我占有她的时候没有感觉到我的全部爱情,当我失掉她的时候,我却强烈地感觉到了。这份悔恨之情始终没有离开我的心头。尽管她在我的眼里是那么可爱,那么妩媚,我还是能够为失去她而自遣。而我真正不能自遣的,老实说,就是我给她留下了一个可鄙的印象。

以下为李斌发言全文:

  第一段独白词很凄怆。开头一句是:

原点还有一个是常识,常识也挺重要的。我们经常在极端的意见更容易被表达的一个自媒体的时代,个性化推荐、社交、媒体,周航刚才也讲了保持一个冷静的头脑是挺不容易的。在这个时代,我觉得恢复常识,什么叫恢复常识,刚刚我又看到一个感觉是负面的东西,好象有个媒体说预估我们前三季度亏了多少钱。常识难道不应该是投资到研发上,投资到用户服务上,这难道不是常识吗,对不对?这是个常识,如果我们的资金是投入到研发上,那我们要看研发有没有结果,我们有几千项专利,4000多项专利,这就是有结果,我自己并没有花钱去买私人飞机,并没有去买豪宅,并没有做这些事情,我觉得我们花钱在研发上,花钱在服务用户上,这当然是对长期做投资。这其实就是常识。

  那正是墨西拿瘟疫流行的时期。在那里停泊的英国舰队检查了我乘的那只海船。这就使我们在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航程之后,一到热那亚又受到二十一天的检疫隔离。旅客可以自己选择检疫期的居住地方,或者留在船上,或者搬到检疫所去。不过我们事先被告知,检疫所因为还没有来得及布置,除四壁之外空无一物。大家都选择了留船受检那条路。我呢,船上难堪的暑热,狭隘的空间,既无法走动,又多蚤虱,我宁愿冒险住到检疫所去。我被引到一座三层楼的大房子里,里面绝对空空如也,窗户、床铺、桌子、椅子,一样也没有,想坐连一张小板凳也没有,想睡连一把稻草也没有。人家把我的大衣、旅行袋和两口箱子送来,接着就把大门用大锁锁上。于是我就是在那里,任凭我自由自在地走动,从这间房走到那间房,从这层楼走到那层楼,到处都是一样的寂寞,一样的空虚。

所以作为一个创业者,作为一个创始人,其实我们要给自己打气,因为如果你自己都没有信心的话,你没法激励团队,你也没办法跟你的用户、客户把你真正想做的事情表达出来。在充满挑战的大的环境下,我分享一点我的小的心得,也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把所有这些挑战都当成我们要完成的工作任务,让我们一起加电,谢谢大家!

  我马上就要展示的是一幅多么不同的图景啊!命运在前三十年间一直有利于我的自然倾向,到了后三十年就时刻加以拂逆了;人们将会看到,从这种事与愿违的不断的矛盾之中,使生出了一些巨大的过失、一些闻所未闻的不幸以及一切能给逆境带来荣誉的品德,只是没有使我产生坚强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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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最直接的路线并不经过里昂,但是我要路过里昂一下,以便核实蒙太居先生的一个十分卑鄙的诈骗行为。我曾托人从巴黎寄出一口小箱子,里面装了一件金缕绣花上衣,几副套袖、大双白丝袜,如此而已。由于他主动向我建议,我就把这小箱子,或者更正确地说,把这个小盒子附在他的行李里。在他想抵销我的薪金而亲手写的那张满纸花账的单子上,他载明这口箱子——他称为大件行李——重十一公担,曾替我付出一笔极大的运费。承罗甘先生为我介绍的他的外甥波瓦·德·拉·杜尔先生帮忙,我在里昂和马赛两关的记录簿上查实了那个所谓大件行李只重四十五斤,并且只依这个重量付了运费。我把这份正式证明附在蒙太居先生的账单上,然后就带着这些证件以及其他好几份有同等份量的材料,动身到巴黎去,急于加以利用。在整个这次长途旅行中,我在科摩城,在瓦莱,以及其他地方,都有过一些小小的奇遇。我看到许多东西,其中有波罗美岛,都很值得描写一番。但是我现在时间紧迫,又有暗探钉着我,我不得不急促地、草率地完成这部作品,这本来是需要清闲和安静的,而我却缺乏这种清闲和安静。如果有朝一日老天开恩,让我能过上比较安宁的日子,我定要把这部作品改写一遍,或者至少加上一个补编,我想这是很有必要的。

非常高兴能参加创始人大会,其实最近我都在忙着大会,本来没时间来,后来一想到艾诚也是个创始人,我们好歹都是一波的,跟大家打打气,一起来做个交流,也是祝贺艾问五周年,也非常高兴参加今天的创始人大会。

  弗兰格耶先生跟我建立了友谊,我跟他经常一起工作。我们开始一同在鲁埃尔先生那里上化学课。为了离他近一些,我从圣康坦旅馆迁居维尔德莱路的网球场附近,这条路直通杜宾先生住的普拉特利埃尔路。我在那儿由于不很注意而得了感冒,随后转成一场肺炎,几乎病死。我在青年时代常得这一类炎症。什么肋膜炎以及我最容易感染的咽喉炎,我在这里就不—一列举了。这些病都曾使我死去活来,足够使我跟死神面熟了。在病后休养期间,我有工夫考虑了一下我当时的处境,我痛恨我的羞怯、软弱和疏懒;由于这种疏懒,尽管我感到心头燃烧着烈火,却还是沉溺于无所用心之中,经常处在山穷水尽的边缘。在我得病的前夕,我曾去听了当时正在上演的鲁瓦耶的一部歌剧,名字我忘记了。虽然我抱有一种成见,经常推崇别人的才能,而对自己的才能则缺乏自信,我还是不能不认为这部歌剧的音乐软弱,缺乏热情,毫无创意。我有时甚至心想:“我觉得自己可以做得比这个好。”但是,我总是把编写歌剧的工作看得太可怕,又听到本行的艺术家们把这说得神乎其神,所以老是不敢轻易尝试,连放胆朝这方面想一想都感到脸红。而且哪里能找到一个人肯为我提供歌词,肯劳神去依我的意思改词就曲呢?这种作曲和写歌剧的念头在我卧病时期又浮上心头,而我在发烧昏迷的时候还编了些独唱曲、二重唱曲和合唱曲。我深信曾写了两三支diprimaintenzione(即兴之作),如果大师们能听到演奏的话,他们也许会赞美的。啊!如果能把高烧病人的梦呓记录下来,人们将会看到,从他的热狂中产生出了多么伟大而崇高的作品啊!

这时候我就想我要做个贵的车可能就不一样了,做主流高端市场的,假设我跟宝马、奔驰、奥迪PK,他们的创始人很早,创始人没有那么长的寿命。我觉得可能有机会,当然美国还有个特斯拉,他们创始人年纪也不大,但是不管怎样,我认为有比较优势,其实我讲的这个点挺重要的,创始人对一个公司的活力和他所要坚持的东西是非常重要的,我这不是跟大家开玩笑说这个话,这就是我真正的心里当时想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未来选择做一个主流高端市场,把自己的产品定位在三四十万价格区间,除了我们可以用最新的技术,保证我们产品的竞争力以外,也有很重要的原因,我觉得在这样的价格区间里面,我和那些高端主流高端市场竞争品牌有一定的品牌优势,有创业公司的合力,服务用户更好,更多创新的产品,更能够适应软件汽车的新的趋势。所以这是我想讲一下创始人的重要性,以后你们想进一个行业的时候,假如这个行业里面有一家公司已经很大了还是创始人在搞,最好离这事就远一点,这是我给大家的建议。

  在阿尔蒂纳逗留巴黎期间,我们不在馆子里用餐;通常都是在附近,差不多就在歌剧院那条死胡同对面的一个裁缝的女人拉·赛尔大娘家里吃包饭。这里伙食相当糟,不过由于包饭的人都是可靠的正派人,仍然很受人欢迎。她家不接受生客,要包饭必须有一个老膳友介绍。格拉维尔骑士是个老放荡汉,很有礼貌又很有才情,但是说起话来荤味十足,他就住在那家,招来一批嘻嘻哈哈、派头十足的青年人,都是警卫队和枪兵队里的军官。诺南骑士是歌剧院全体舞女的保护人,天天把这个美人窝的全部消息带到包饭馆里来。迪普莱西斯先生是退休陆军中校,是位善良而贤哲的老人,还有安斯莱,是枪兵队的军官,他们俩在这班青年人中间维持一点秩序。来包饭的也有商人、金融界的人、粮商,但是都有礼貌,很正派,都是各行业的头面人物:如贝斯先生、福尔卡德先生,还有许多人的名字,我都忘记了。总之,在那个包饭馆里,人们遇到各行各业的象样的人物,只有教士和司法界人士例外,我从来没有在那里见过;而这也是大家的一种默契,不要把这种人介绍进来。这一席人,人数相当多,都是极快乐而又不喧哗,常说笑话却又不粗俗。那个老骑士,尽管讲他那许许多多的故事,内容都是近乎淫猥的,却从来不失他那种旧朝廷上的文雅风度,从他嘴里讲出来的每一句有伤风化的话都是妙趣横生,连女人也可以原谅的。他的谈话给同桌的定下调子:所有那些青年人都各说自己的艳遇,既放肆又有风趣。姑娘的故事当然是少不了的,特别因为到拉·赛尔大娘家那条巷子正对着迪夏大娘的铺子,而迪夏大娘又是个著名的时装商人,当时店里有许多漂亮姑娘,我们这些先生们饭前饭后总要去和她们聊聊。我如果胆子大一点的话,一定也会和他们一样上那里去寻开心的,只要跟他们一起进去就成了,可我从来也不敢。至于拉·赛尔大娘,我在阿尔蒂纳走后还常到她家吃饭。我在那里听到大堆的轶事,十分有趣,同时也就渐渐学会了——谢天谢地,倒不是他们的生活习惯,而是他们的那些处世箴言。受害的体面人物、带绿帽子的丈夫、被诱奸的女人、私下生的孩子——这些都是那儿最普通的话题。谁最能叫育婴堂添丁进口,谁就最受人喝彩。我也受到了感染:我也接受了在十分亲切而且十分体面的人物中间盛行的那种想法。我心想:“既然当地的风俗如此,一个人生活在这里,当然就可以照此办理。”这正是此时我要找的出路。我就下决心采取这个办法,轻松愉快,毫无顾忌,唯一要克服的倒是戴莱丝的顾忌,我说得舌敝唇焦,她总是不肯采取这唯一能保全她面子的办法。她的母亲也怕有了孩子给她添麻烦,就来帮我说话,结果她被说服了。我们找了个稳当可靠的接生婆,叫古安小姐的,住在圣·欧斯塔什街的尽头,把这件事托了她。到时候,戴莱丝就由她母亲带到古安家去分娩了。我到古安家去看了她好几次,带给她一个标记,写在卡片上,一式两份,拿一份放在婴儿的襁褓里,由接生婆按通常的方式把他送到育婴堂去了。第二年,同样的岔子,同样的办法,只是标记给忘掉了。我依然未多考虑,她依然不太赞同:她只是叹息着答应了。人们将陆续看到这种不幸的行为在我的思想上和命运上所产生的种种变故。至于目前,就叙述到这第一阶段为止吧。至于它的后果,既非我始料所及,且又非常惨痛,将迫使我时常回头谈到这个问题。

今年我其实也看了前面有一些嘉宾分享了一些主题,总体来说都说好像今年比较惨,压力比较大。确实是,前段时间有一篇文章说我是最惨的人。其实我一开始以为,我说怎么黑,虽然负面很多,但是没有这么耸人听闻的标题,我问PR的同事,我说怎么又出一篇负面,他说你先看一下。我一看好像还行,好像是正话反说的感觉,我说那是你们策划的吗?他说不是,我说怪不得别人说我们公关部门差。

  照惯例,大使在五个戏院里都有他一个包厢。每天午饭时,他指定他那天要上哪个戏院,然后由我挑选,其余包厢再由随员们支配。我出门时就拿我选定的包厢的钥匙。有一天,维塔利不在那里,我叫侍候我的侍仆把钥匙送到我指点给他的那所房子里。维塔利不给,说他已经分配掉了。我非常生气,特别是因为我的侍仆当着大家的面回报了办差使的经过。晚上,维塔利想对我说几句道歉的话,我不接受。“明天,先生,”我对他说,“你在某点钟,到我受了侮辱的那所房子里来,当着看见我受辱的那些人的面,向我道歉;如若不然,后天,无论如何,我告诉你,不是你,就是我,必须离开这个大使馆。”我这样坚决的语气使他慑伏了,到了指定的时间和地点,他来公开向我道歉,恭顺得只有他做得出来;但是他从容不迫地想着他的办法。他一面对我卑躬屈节,一面却用那种意大利式的阴险手段对付我:他不能煽动大使辞退我,便逼我不得不自动辞职。

  我一切都信托你和巴洛先生,希望不久就有向你致谢的荣幸。专复即颂。

  我不能离开威尼斯而不谈一谈这个城市的那些著名的娱乐,至少要谈一谈我居留时期所曾参加的那很小的一部分。读者已经看到,在我少年时代,我是很少追求这种年龄所特好的那些欢乐的,或者说,至少我很少追求一般人所谓的少年欢乐。我在威尼斯并没有改变我的爱好;我的公务繁忙,使我想寻欢逐乐也不可能,但却使我对我所认为无伤大雅的那些简单的消遣更有兴味。第一个消遣,同时也是最愉快的消遣,就是和一些才智之士交游,如勒·布隆,圣-西尔,卡利约,阿尔蒂纳诸先生。还有一个福尔兰那地方的绅士,我非常抱歉把他的名字忘了,但他那可爱的仪表,每一想起都不能使我无动于衷:在我平生所认识的人中间,他的心是最和我相通的。我们还和两三个英国人相交甚密,他们都是才气横溢、知识广博,和我们一样热爱音乐。这些先生们都有他们的妻子、女友或情妇;这些情妇差不多都是有教养的女人,大家就在她们家唱歌跳舞。大家也在她们家里赌博,但是次数很少,强烈的美感、艺术的才能、以及对戏剧的欣赏使我们感到赌博这种娱乐太无味了。赌博只是寂寞无聊的人们的消遣。在巴黎,人们对意大利音乐是怀有成见的,我本来也从巴黎带来了这种成见,但是我又从大自然那里秉受了可以破除一切成见的那种锐敏感。不久我就对意大利音乐产生了它在知音人心里所引起的那种热爱了。我听着威尼斯的船夫曲,就觉得在此以前一直都没有听到过唱歌。不久,我又对歌剧入迷到这样程度,以至当我一心想听演唱而被别人在包厢里谈笑、吃东西、嬉闹吵得不耐烦的时候,时常偷偷地抛开游伴跑到一边去。我独自一人关在我的包厢里,尽情享受着听歌之乐,尽管歌剧很长,也一直听到底。有一天,在圣·克利梭斯托姆剧院,我竟然睡着了,睡得比在床上还熟。嘈杂而宏亮的歌曲也不能把我吵醒。但是,把我惊醒的那支歌曲,其甜美的和声、天仙般的歌喉所给予我的那种美妙的感觉,又有谁能表达出来呢?当我同时张开耳朵、睁开眼睛的时候,那是多么愉快的觉醒、多么醉迷的喜悦、多么出神入化的境界啊!我第一个感觉就是以为身在天堂了。这支迷人的歌曲,我现在还记得,一辈子也不会忘掉,是这样开始的;

  我们在所爱的人的身边,感情就能充实智慧,正如它能充实心灵一样,并不怎么需要在这以外去冥思苦想。我跟我的戴莱丝生活在一起,就和跟世界上最美的天才生活在一起一样地惬意。她的母亲,因为早年是和蒙比波侯爵夫人一起受教育的,颇为自负,经常冒充女才子,想要指导女儿,而由于她的狡诈,败坏了我们俩人之间的纯朴关系。我原有一种愚蠢的羞耻心,不敢带戴莱丝出门,但由于讨厌她母亲的纠缠,就把这种羞耻心克服下去,常常两个人一起到乡间去散步,吃点心,这使我感到滋味无穷。我看到她一心一意地爱着我,这就更增加了我对她的温情。对我来说,这种甜蜜的亲密生活就是一切:我不再关心前途,只希望它是现状的延续,我别无他愿,但愿现状能持续下去。

  当我在舍农索发胖的时候,我那可怜的戴莱丝也在巴黎发胖了,虽然那是另一种胖;我回巴黎时发现我干的那档子事竟比我原来设想的快得多。以我当时的处境而论;这事会使我尴尬万分的,幸亏同桌吃饭的伙伴们早给我想出了唯一能使我摆脱困境的办法。这是一个重要的情况,我不能叙述得过于简略。在说明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要么为自己辩解,要么引咎自责,而两者都不是我现在应该做的。

  我始终就是这样,既正直,又热诚,又勇敢,实在值得从他那方面得到另一种报答,而不象我最后所受到的那样。上天曾赋予我以善良的天性,我又曾受教于一位最好的女人,自己又曾努力进行修养,这种天性、教育和修养使我成了什么样的人,现在正是我表现出来的时候了:我也正是这样做的。我那时只凭自己一人去闯,没有朋友,无人指导,缺乏经验,远在异乡,服务于异国,侧身于无赖之群,这些无赖为了自身的利害,为了不要有清流来显出他们的浑浊,都极力怂恿我去和他们同流合污,而我却绝对不这样做。我好好地为法兰西服务——其实我对法兰西毫无义务可言,——我还不遗余力地更好地为大使效劳。我站在一个相当显眼的岗位上,做得无可指摘,所以我理应受到、并且实际上也是受到了威尼斯共和国的敬佩,受到了所有和我们通讯的大使们的敬佩,受到了所有住在威尼斯的法国人的爱戴,就连被我顶掉的那个领事也不例外;我办的业务,我知道是原该属于他的,我顶了他的缺,心里很觉歉然,而且这些业务给我的麻烦实在也多于愉快。

  我想要这支歌曲的谱子,不久就弄到手了,并且把它保存了很久,但是纸上的曲子和心上的不一样。音符相同,情韵却不一样。这支神妙的曲子永远只能在我的头脑里奏得出来,恰如它惊醒我的那天所奏的那样。

  先生,直到现在为止,二者不可得兼的才能,你竟能兼而有之。

  我缺乏经验,为了指导我,她给了我一本某伯爵的忏悔录,“这本书,”她对我说,“是一位良师益友,你将来在社交场中会需要它的,不时参考参考有好处。”我怀着对赠书者的感激之情,把这本书保存了二十年,但是一想到这位贵妇人仿佛认为我有风流才华,便常常哑然失笑。我读了这本书,马上就想跟作者交朋友。我这天生的气质并未欺我:他是我在文学界所曾有过的唯一的真正朋友。

  在我迫不得已去乞讨面包之前所剩下的这点短暂而宝贵的间歇时间里,我利用它干了些什么,这是谁也料想不到的:我利用它来背诵大段的诗作,这些作品我读了不下一百遍,又忘掉一百遍。每天上午十时左右,我就到卢森堡公园去散步,衣袋里带着一本维吉尔或卢梭的集子。我在那里一直呆到午餐的时侯,有时背一首宗教颂歌,有时背一首田园诗,虽然背了今天的就忘了昨天的,但我总是不灰心。我还记得,尼西亚斯在叙拉古惨败之后,被俘的雅典人以背诵荷马史诗谋生。我要从这种好学的榜样当中得出一点教益,那就是发挥我的良好的记忆力,把所有诗人的作品都熟记在心,以备将来穷途潦倒无以为生时之用。

  大使阁下连秘书处的一般称为办公费的那笔特殊收益,都好意思要求分享一份。当时正值战争时期,免不了要签发些护照。每份护照都由秘书办理和副署,并要给秘书一西昆。所有我的前任秘书每签一份护照就要一西昆,不管领取人是法国人还是非法国人。我觉得这种惯例不公道,于是,我虽然不是法国人,却为法国人废除了这笔护照费。但是,只要不是法国人,我就非要不可,并且严格到这般地步,例如:西班牙王后的宠臣的哥哥斯考蒂侯爵派人向我要了一份护照,没有把一西昆的护照费送来,我就派人向他索取。对于我这个大胆的做法,那个好报复的意大利人一直没有忘怀。大家知道了我在护照税方面的这一改革,要护照的人就全都前来冒充法国人了。他们讲的是极难听的南腔北调,有的说是普罗旺斯人,有的说是底卡底人,有的说是勃艮第人。我的耳朵相当灵,绝不受骗,我不相信能有一个意大利人会骗去我的西昆,能有一个法国人会误付。蒙太居先生本来是什么也不知道的,我竟然那么蠢,把我所进行的改革告诉他了。一听到西昆这个字,他的耳朵就坚了起来。他对法国人免收护照费一事并不表示任何意见,而对于非法国人缴纳的护照费却要我和他均分,同时许给我一些对等的好处。我倒不是为我自己的利益受到侵犯而生气,看到他这样卑鄙,我愤慨极了,干脆拒绝了他的建议。他还坚持,我就火起来了。“不能,先生,”我气呼呼地对他说,“请阁下把属于阁下的利益留下,而把属于我的留给我;我永远也不会让给你一文钱。”他看磋商毫无所得,便采取另一个办法,不识羞耻地对我说,既然我有了办公费的收入,办公室的开支就天公地道地该我负担了。我不愿在这一点上斤斤计较,从此墨水、纸张、火漆、蜡烛、丝绳,甚至我叫人另刻的印信,都是我掏腰包,他从来没有偿还过半文钱。然而我还是把护照费的收入分一小部分给了比尼斯神父,因为他是个老实的青年,从来不想到要这一类的钱。他对我既然很殷勤,我对他也就同样很客气,我们一直相处得很好。

  他那个大使馆,从来就没有搞得象个样子,里面净是些流氓痞棍,使馆里的法国人总是受欺侮,意大利人则占上风;甚至在意大利人当中,长久以来就在大使馆服务的好职员都被用不正当的手段赶走了,其中有他的第一随员。这个人在弗鲁莱伯爵手下就当第一随员了,我记得他叫庇阿蒂伯爵,或者是一个很近似的名字。第二随员是蒙太居先生自己挑选来的,原是曼杜地方的一个恶棍,名叫多米尼克·维塔利,大使把使馆的总务交给他。他用曲意奉承和卑鄙的克扣取得了他的信任并成了他的宠儿,使仅存的几个正直人士以及领导他们的秘书都大吃其苦。对那些坏蛋说来,正人君子的严正目光总是叫他们提心吊胆的;只此一端就足以使这个坏蛋对我怀恨在心了。然而这种恨,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使它变得更加残酷。必须把这个原因说出来,以便大家派我的不是——如果我真的做得有什么不对的话。

  我从蒙太居先生家里出来,最初的打算是回到日内瓦,等运气转好一点,为我扫除掉障碍。好让我跟我那可怜的妈妈重新和好。但是,蒙太居和我那场争吵已经闹得满城风雨,而他又太愚蠢,把这事报告了朝廷,这就使得我作出决定,亲自到朝廷去为我的行为作个交代,并控诉这个疯子对我的所作所为。我从威尼斯就把我这个决定函报给在阿梅洛先生死后代理外交部部务的泰伊先生。我写了信就动身,取道贝加摩、科摩和多摩多索拉,我穿过新普伦关。在锡昂,法国代办复尼翁先生待我十分优厚。在日内瓦,克洛苏尔先生也是一样;我又再度见到果弗古尔先生,因为我有一点钱要从他手里取回。我经过尼翁市,不曾去看我父亲,心里并非不极其难过,但是我下不了决心在倒霉之后还到我的继母跟前露面,因为我深信她一定怪我不好,不愿听我解释。开书店的迪维亚尔是我父亲的老朋友,他对我严加指责。我对他说明了不去看父亲的原因后,为了弥补这个过失,同时又避免见到继母,我就在日内瓦雇了一辆车,同他一起回到尼翁,住在一个小酒店里。迪维亚尔去找我父亲,我父亲听到消息就奔来拥抱我。我们在一起用了晚餐,过了使我十分快慰的一宿。我在第二天早晨和迪维亚尔回到日内瓦。他这次为我做了一件大好事,我一直对他是铭感在心的。

  我把由于到威尼斯去而中断的那部歌剧又捡了起来,为了不受打扰,专心致意地工作,我在阿尔蒂纳走后就回到我以前居住的圣康坦旅馆。这家旅馆坐落在僻静的地段,离卢森堡公园不远,比起那条熙熙攘攘的圣奥诺雷路来,更能保证我安安静静地工作。在那里,有一个真实的慰藉在等待着我。这是上天使我在苦难生涯中尝到的唯一慰藉,也只是由于有了这个慰藉,我才能经受得起这种苦难。这不是一种瞬间即逝的结识,我得把结识的原委谈得稍微详细一点。

  我要在这里说一说我初次认识埃皮奈夫人的情况,她的名字将在这部回忆录里常常出现:她原名埃斯克拉威尔小姐,刚和包税人拉利夫·德·贝尔加尔德先生的儿子埃皮奈先生结婚。她的丈夫跟弗兰格耶先生一样,是音乐家,她本人也是音乐家,而对这门艺术的癖好就使得这三个人变得亲密无间了。弗兰格耶先生把我介绍到埃皮奈夫人家里,我和他有时也一同在她家晚餐。她亲切,机智,多才多艺,和她结识当然是件好事。但是她有个朋友叫埃特小姐,人家都说她心眼儿坏,她和瓦罗利骑士同居,这骑士名声也不好。我相信,同这两个人的交往对埃皮奈夫人是有害的。埃皮奈夫人虽然赋性极好苛求,却生来有些绝好的优点,足以控制或弥补做得过头的事情。弗兰格耶先生对我很好,因而使得她对我也有些友好。他坦白地告诉我说他和她有关系,这种关系,如果不是它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连埃皮奈先生也都知道了,我在这里本来是不会说的。弗兰格耶先生甚至还对我说了关于这位夫人的一些很离奇的隐私。这些隐私,她自己从来也没有对我说过,也从来不以为我会知道,因为我没有、并且这一辈子也不会对她或对任何人说起的。这种双方对我的信任使得我的处境非常尴尬,特别是在弗兰格耶夫人面前,因为她深知我的为人,虽然知道我跟她的情敌有来往,对我还是很信任。我极力安慰这个可怜的女人,她的丈夫显然是辜负了她对他的爱情的。这三个人说什么,我都不给串通,十分忠实地保守着他们的秘密,三人中不论哪一个也不能从我口里套出另两个人的秘密来,同时我对那两个女人中不论哪一个也不隐瞒我和对方的交谊。弗兰格耶夫人想利用我做许许多多的事,都被我严词拒绝了;埃皮奈夫人有一次想托我带封信给弗兰格耶,不但同样受到严词拒绝,并且我还直截了当地声明,如果她想把我永远赶出她的大门,她只消向我再提出这样一个请求就行了。应该为埃皮奈夫人说句公道话:我这种态度不但没有使她不快,她还把这事对弗兰格耶说了,对我夸奖备至,而且继续款待我。这三个人我都是要敷衍的,我多多少少是倚仗着他们,同时也是依恋着他们的。在这三个人的风波险恶的关系中,我就是这样做得既得体又殷勤,但又始终是既正直又坚定,所以我把他们对我的友谊、尊敬和信任,一直维持到底。尽管我又蠢又笨,埃皮奈夫人还要把我拉进舍弗来特俱乐部,这是圣·德尼附近的一座公馆,是贝尔加尔德先生的产业。那里有个舞台,时常演戏。他们要我也担任一个角色,我背台词一连背了六个月,上了台还是从头到尾都要人提词。经过这次考验,他们再也不叫我演戏了。

  当时我们的旅馆有一个新的女主人,是奥尔良人。她雇了一个同乡的女孩子,约摸二十二、三岁。专做洗洗缝缝的活。她也和女主人一样。跟我们同桌吃饭。这个女孩子名叫戴莱丝·勒·瓦瑟,良家出身。她父亲原在奥尔良造币厂任职,母亲经商。他们的孩子众多。奥尔良造币厂歇业了,父亲就断了生计,后来母亲也破产了。买卖做不成,就弃商跟丈夫和女儿一起到巴黎来,靠女儿一人劳动养活全家。

  我又见到了音乐家达维,他曾在我以前某次旅行时救过我的急。他曾借给我或赠给我一顶便帽和几双袜子,虽然我们后来时常见面,我却一直没有还他,他也一直没有向我索取。不过我后来也送过他一件礼物,价值差不多相当。如果要讲我应该做些什么事情,我是可以把自己说得更好些的,但是我现在是在讲自己实际的所作所为,可惜,这是两码事了。

  我最初的用意还只是想给自己找一种消遣。后来我发现我找到的超过了愿望,我给自己找到了一个伴侣。我跟这位绝好的女子相处比较亲密了,又对我当时的处境稍微作了一番思考,我便感觉到,我想的只是寻点乐趣,而做的却大有助于我的幸福。我的雄心壮志熄灭了,需要有个强烈的情感代替它来充实我的心灵。说到底吧,我需要有人来接替妈妈:既然我不能再跟她一同生活了,我就需要有个人来跟她的学生一同生活,并且我能在这人身上发现她曾在我身上发现的那种心灵的质朴与柔顺。必须有私生活、家庭生活的那种温馨来补偿我所放弃的那种锦绣前程。当我单身独处的时候,我的心灵是空虚的,需要有另外一颗心来充实它。命运把那颗心从我身边夺去了,变掉了,至少是部分地夺去了,变掉了,而我正是大自然为那颗心创造的。从此,我就是孤独的了,因为,对我来说,在得到全部与失去全部之间是没有中间道路的。我在戴莱丝身上找到了我所需要的替代者;由于她,我得到了情况所许的最大的幸福。

  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也就是这位果弗古尔给我帮了一个雪里送炭的忙。我那位贤德的父亲刚去世,享年约六十岁。要不是当时处境艰难使我自顾不暇的话,我会感到更大的悲哀的。在他生前,我不愿索取我母亲遗产的剩余部分,这部分的微薄收益一直由他享用着。现在他既已逝世,我就用不着有所顾虑了。但是,我哥哥的死亡没有合法证明,这就对我接受遗产构成了一个障碍。果弗古尔答应为我解决这个难题。承洛尔姆律师帮忙,这难题真的解决了。由于我极需要这笔小小的资金,而事态的发展尚是未知之数,所以我以最急迫的心情等待着最后消息。有天晚上我从外面回来,收到了报告这消息的来信,我拿起信来就想拆开,急得手都发抖,而心里却对这种急躁感到羞惭。“怎么!”我心里鄙视着自己说,“让-雅克竟被利害心和好奇心制服到这种地步了么?”登时我就把信放到壁炉台上,脱下衣服,安安静静地睡下去,睡得比平时还熟。第二天早晨我起得相当迟,不再想到我那封信了。穿衣的时候,我又看到那封信,我不慌不忙地把它拆开,发现里面有一张支票。我同时有好几种快乐,但是我可以发誓,最大的快乐还是我做到了克制自己。我生平象这种克制自己的事,可以举出的不下数十次,但是现在时间匆促,不能尽述了。我把这笔钱寄了一小部分给我那可怜的妈妈,回想起我曾把全部款项双手奉上的那种幸福时代,不禁怆然泪下。她给我的信封封都使我感到她的罗掘俱穷的窘境。她寄给我大堆的配方和秘诀,认为我可以用来致富,也给她带来好处。穷困的感觉已经使她心不能宽、智不能广了。我寄给她的那点钱,又成了包围她的那些坏蛋的掠获品。她一点也享受不到。这就使我灰心了,我不能把我生活必需的一点钱分给那些无赖汉呀,特别是在当我试图把她从那些无赖汉的包围中解脱出来而终归无效之后。这,我在下面要讲的。

  虽然我从威尼斯回来以后一直没有谈到狄德罗,也没有谈到我的朋友罗甘,但是我并没有疏远他们两人,特别是和狄德罗的交谊更一天比一天亲密起来。我有个戴莱丝,他有个纳内特;这使我们两个人之间又多了一个相同之处。但不同的是:我的戴莱丝长得虽然跟他的纳内特一样好看,却脾气温和,性情可爱,值得一个有教养的人去爱她;而他那个纳内特却是个粗野撒赖的泼妇,在别人眼里表现不出一点温文尔雅,足以补偿她所受的那种不良教育。然而他却和她正式结婚了。如果他是有约在先的话,这当然很好。至于我,我却不曾许下这样的愿,我不急于学他的榜样。

  这些思绪,赶在这个好时候,搅得我心神不安,以至于哭将起来。徐丽埃妲在这种场合下看到这样的怪现象,当然感到十分新奇,一时竟不知所措。但是她在房间里兜了一个圈子,又照照镜子,就了解到——并且我的眼光也向她肯定——我这种泄气绝不是由于嫌恶。她当然不难把我这阵泄气医好,驱散掉我那小小的羞愧感。但是,当我正准备在她那仿佛是第一次要被男人的嘴和手接触的胸上真个销魂的时候,我忽然发现她有一只奶头是瘪的。我一惊,细细看了一下,觉得这只奶头和另一个长得不一样。我立刻就在脑子里盘算起来了,一个女人怎么会有个瘪奶头呢,因为我深信这是由于某种重大的天生暗疾,并把这个念头转了又转,所以我就明明白白看出我想象中的最美妙的人儿,此刻抱在我怀里的,原来只是一个畸形的怪物,只是大自然的次品,男人的弃物,床第间的赝货。我竟傻到这种地步,居然跟她谈起这只瘪奶头来了。她先拿我这话当作一句玩笑,并且逞着她那轻佻的脾气说出一些话和做出一些动作来,真逗得我爱煞急煞。然而,我始终有一点无法向她掩饰的不安心情,只见她终于脸红了,整了整衣裳,爬起来,一言不发地跑去伏在窗口。我想去坐到她的身边,她却又走开了,找了张躺椅坐下,一忽儿又站起来,在房里踱来踱去,一面摇着扇子,以冷淡而嫌恶的语调对我说:“查内托,lascialedonne,estudialamatematica(丢开女人,研究数学去吧)。”

  由于我时常拜访我的审查委员和其他院士,这就使我得以结识巴黎文坛中最杰出的人物。所以,当我后来一跃而进入文士之林的时候,我已经是他们的旧相识了。至于目前,我还是专心搞我的记谱法,一意要在音乐这门艺术中掀起一场革命,并从而一举成名;艺术界的这种一举成名,在巴黎经常是使你名利双收的。我关起房门,以一种说不出的热情,一连埋头几个月,把我向学士院宣读的论文彻底改写了,改成一部以公众为对象的作品。困难的是要找到一个书商肯接受我的手稿,因为要铸新字就得花几个钱,书商们是不肯把钱花在新作者头上的,而我却认为用我的作品捞回我写作时的伙食费也似乎是天公地道的事。

  她唯恐我在她身上找不到她以为我要找的东西便会生气,这种恐惧心理是推迟了我的幸福的首要原因。我看到她在以身许我之前心神不宁,惶惑不安,想有所诉说而又不敢明言。我绝对想不出她感到为难的真正原因,却另作了一种既不正确、又对她的品行具有侮辱意味的猜测;我以为她是警告我和她接触会有染病的危险,因此我就胡思乱想起来。这些胡思乱想虽未制止我去追求她,但是在好些天当中却损害了我的幸福。因为我们彼此一点也不了解。所以我们一谈到这个问题,便句句话都是哑谜,都是含糊其词,真是可笑到万分。她几乎以为我完全疯了,我也几乎不知道应该怎样看待她才好。最后,我们说开了:她向我哭诉她刚一成年就犯了一次错误,一次唯一的错误,是她的无知和诱奸人的狡诈的结果。我一旦知道了原委,便高兴得叫了起来:“童贞么,”我叫道,“在巴黎,过了二十岁,哪还有什么童贞女!啊!我的戴莱丝啊,我不找我根本不想找的东西,却占有了笃实而健康的你,我大幸福了。”

  这使得我的处境相当惬意,并且防止了他的那些意大利随员、侍从以及他的大部分职员在大使馆里跟我争雄竞长。我也很成功地利用了我的权威来维持大使的特权,也就是说,好几次有人想侵犯使馆区,都被我阻止了,而这种侵犯,他那些威尼斯籍的官员是无意阻止的。但是,另一方面虽然包庇匪徒有利可图,而大使阁下也并非不屑坐地分赃,我却从来不容许有匪徒到大使馆来避难。

  我再次见到了那位高贵、大方的佩里雄,这一回他又使我感受到了他平素的那种慷慨豪爽,因为他给了我和他当年给予那好心的贝尔纳同样的馈赠:他给我付了驿车车费。我又见到了外科医生巴里索,他是天下第一位心地善良而乐善好施的人;我还见到了他疼爱的那位戈德弗鲁瓦,他十年来一直赡养着她。这位戈德弗鲁瓦除了性情温柔、心地善良外,几乎一无可取,但是任何人见到她就不能不对她表示同情,离开她就不能不感到怜悯;由于她已经到了肺痨病的末期,不久之后也就与世长辞了。一个人所爱的对象是怎样的性格,最足以说明这个人的真正天性了。你只要见过那温柔的戈德弗鲁瓦,你就会知道善良的巴里索是个什么人。

  达梅桑先生为了满足我的迫切要求,又给我介绍了两个人:一个是加斯克先生,波尔多议院议长,拉得一手好提琴;另一个是莱翁神父,当时住在索尔朋神学院,是个很可爱的年青贵族,在社交场中以罗昂骑士的名字出过一阵风头之后就在盛年死去了。两人都异想天开,要学作曲。我教了他们几个月,稍微补充了一下我的几乎枯竭的旅囊。莱翁神父跟我交上了朋友,想聘我做他的秘书,但是他并不富有,只能给我八百法郎,我很歉然地拒绝了,这样的待遇实在不能维持我的衣食住行。

  然而,十分侥幸,有这么一段六、七年长的时间,我在一本信件的抄本里还保留着关于它的一些可靠材料,这些信件的原件现在都在佩鲁先生手里。这个抄本终止于一七六年,包括我居住退隐庐、跟我那些所谓的朋友大闹不和的整个一段时期:这是我一生中难忘的阶段,也是我一切其他不幸的根源。至于较近的信件原件,我手边能留下的恐怕已为数不多,我不想将它们继续抄在那本抄本——它份量太大了,不能指望能够逃过我的那些“阿耳戈斯”的察觉——的后面,将来当我觉得这些原件能有所说明的时候,不管是于我有利也好,于我不利也好,我就在本书中转录出来。我不怕读者忘记我是在写忏悔录,而以为我是在写自辩书;但是当真理为我辩护的时候,读者也不应该指望我会抹煞真理。

  这封信,和以后他写给我的那些近乎目中无人的信比起来,真是太客气了,请大家不必惊讶。他以为我在黎希留先生面前正吃香呢,大家都知道他有官场的圆滑,这种圆滑就使他不得不对一个新进的人多客气一点,到他看出这个新进的人有多大影响的时候,那就不一样了。

  现在就把有关蒙太居先生的话予以结束,以后就不再提了。在我们闹纠纷的时候,我曾对他说,他不应该用秘书,只应该用个管账房的录事。他果然接受了我这个意见,在我走后果然找了一个管账房的来接替我,这个管账房的不到一年就偷了他两三万利物儿。他把他赶走了,送进了监牢,又赶走了他那些随员,闹得满城风雨,声名狼藉;他到处跟人家吵闹,遭到了连贩夫走卒也不能忍受的侮辱,最后,因为荒唐事做得太多了,招来奉召返国、革职归田的处分。在他所受朝廷的遣责之中,跟我闹的那场风波似乎也没有被忘记。不管怎样吧,他回国之后不久,就派他的管家来跟我结账,付我的钱了。我那时正等钱用,我在威尼斯欠的债,都是口说无凭的交情账,时刻压在我的心头。我抓住了这个送上门来的机会把这些债都偿清了,连查内托·那尼的那张借条也付讫了。本来人家这次付我的钱,爱给多少,就给多少;我还清了一切债务之后,又和以前一样,一文不名了。可是,以前是有债头难抬,现在却是无债一身轻了。从那时起直到他死,我就没再听人说起过蒙太居先生,而他的死讯也是在社会上听到的。愿上帝宽宥这个可怜的人吧!他不宜于干大使这一行,正如我在儿童时代不宜于干诉讼承揽人那一行一样。然而,那也完全在他,他原可以在我的帮助之下,把自己维持得象个样子的,同时,也可以把我很快地提拔到古丰伯爵在我少年时代预备叫我走的那条路上。后来我年龄大了点,凭我一人闯,也算闯出了走这条路的能力。

  第一次机会就是那位正人君子维塔利给我的,在我逼他给我正式道歉之后不久。一天,大家在餐桌上谈起威尼斯的种种消遣,那些先生们都责怪我不该对所有消遣中最有趣味的一种消遣那么冷漠,他们吹嘘威尼斯的妓女是如何媚人,说全世界再也找不到妓女能和她们相比。多米尼克说我一定要认识一下其中最可爱的一个,说他愿意带我去,保管我满意。我听到他这样献殷勤,就笑起来了;而庇阿蒂伯爵是一个年纪较大、令人尊敬的人,他又以我预料不到的一个意大利人会有的那种坦率态度说,他认为我很聪明,绝不会让我的仇人带我去逛妓院。实际也是如此,我既无此意图,又无此欲望。然而,尽管如此,由于一种连我自己也莫名其妙的矛盾心理,我最后还是让他拖去了。这既不合我的兴趣,又不合我的心情,更不合我的理智,甚至还违背了我的意志,完全是由于一时软弱,怕显出对别人的疑忌,也如当地人所说,PernonParertroppocoglione(为了不至于显得太傻)。我们去逛的那个帕多瓦姑娘容貌蛮好看,甚至可以说得上美,但不是我所欢喜的那种美。多米尼克把我撇在她家了。我打发人买了几杯冰索贝来,叫她唱唱歌,半小时后,我拿出一个杜卡托放在桌上并准备走开。但是她的心理怪得很,不付出代价就不肯接受这一个杜卡托,而我也傻得出奇,就接受了她的代价,免得她过意不去。我回到使馆,深信染上梅毒了,所以进门第一件事就是派人找外科医生,向他要药吃。三星期当中,我感到的精神不安简直无可比拟,而实际上并无任何真正的不适和明显的征候足以成为精神不安的理由。我就不能想象从帕多瓦姑娘怀里出来的人会能一无感染。就连那位外科医生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说服我,也不能使我放心。最后他对我说明,我的体质与众不同,不易受到感染,这才使我相信了。虽然我比任何人都少做这种试验,但是我的健康在这方面既然从来没有受到损害,这也就是一个证据,证明医生的话是不错的。不过,他这种意见却从来没有使我变得轻率从事。如果我真是这样得天独厚,我也可以说我绝不曾因有恃无恐而胡作非为。

  对于这些善良的人们,我都感激。然而后来我和他们都疏远了,当然不是由于忘恩负义,而是由于我那种不可克服的常使我貌似忘恩的疏懒。他们的隆情厚谊,我未尝一日忘怀,但是要我不断地向他们表示感激之情,却比用行动报答他们要困难得多。准时写信始终是我力所不及的事;我一开始疏于音问,就感到羞惭,不知该怎样弥补过失,这种羞惭和尴尬又反过来加重我的过失,我就索性不再写信了。因而我就音讯杏然,仿佛把朋友们全忘掉了。巴里索和佩里雄简直毫不介意,我发现他们始终热肠如故;但是人们在二十年后的博尔德先生身上将可以看到,当一个才子以为被人疏远了的时候,他的自尊心会激起怎样的报复情绪。

  博纳丰为我找到了老基约,老基约就跟我订了合同,获利对分,而出版税则由我一人负担,这位老基约把事情办得如此之糟,出版税我是白付了,出的第一版书呢,我却没有拿到一文钱。虽然德方丹神父答应为我宣传,别的报人对这本书也颇有好评,书的销路似乎还是不佳。

  还有一种音乐,我觉得比歌剧院的还要好,不但在意大利,就是在全世界也无可比拟,那就是scuole的音乐。所谓scuole,就是一些慈善性质的学校,专门教育贫苦女孩子,养成后由共和国资助,或者出嫁,或者进修道院。在教给这些女孩子的技艺之中,音乐占首要地位。每星期日,在四所学校的每一所教堂里,晚课时间都有圣曲,由规模很大的合唱队和乐队演奏,演奏者和指挥都是意大利的第一流大师,演唱者都站在装着栅栏的舞台上,全是女孩子,最大的还不到二十岁。我真想象不到任何东西能象这种音乐一样悦耳和动人:内容的丰富、歌声的幽雅、嗓音的美妙、演奏的准确,这一切配合起来给人一种印象,当然踉宗教的气氛不是那么协调,但是我相信没有一个人的心能不受感动的。卡利约和我对曼蒂冈迪学校的晚课从来没有缺过一次,而且每次必到的还不仅我们两人而已。那个教堂里充满了爱好音乐的听众,就是歌剧院的演员们也来根据这些绝妙的标本培养自己真正的鉴赏趣味。最使我扫兴的是那道可恶的栅栏,只放出歌声,却不让我看到那些容貌足与歌声媲美的天神。我老是这样嚷着。有一天我在勒·布隆先生家里又谈起了这件事,他就对我说:“如果你是那么好奇,一定要看看那些小姑娘,你的愿望是容易满足的。我是这所学校的董事之一,我要在学校里请你跟她们一起吃点心。”他一天没有践约,我就一天不让他安宁。当我走进那所关着我所渴慕已久的那些美女的沙龙的时候,我感到一阵从来没有体会过的爱的冲动。勒·布隆先生把那些著名的歌手为我—一作了介绍,她们都是我只闻其声、只知其名的。“来,莎菲……”,莎菲长得令人作呕。“来,卡蒂娜……”,卡蒂娜只有一只眼。“来,白蒂娜……”,白蒂娜长了一脸大麻子。差不多没有一个姑娘没有明显的缺陷。我那个专会折磨人的朋友看到我惊愕难堪的苦样子,直自发笑。然而我觉得也有两三个长的还过得去,但她们都只是在合唱队里唱歌的。我真是失望极了。在午茶的时候,人家逗她们玩,她们也都快乐起来了。通常,丑陋并不排除风韵,我发现她们都还风韵可人。我心里想:“没有心灵就不能这样歌唱,她们是有心灵的。”最后,我对她们的看法完全改变了,以至我出门时几乎爱上了所有那些丑丫头。我简直不敢再去听她们的晚课了,但是一听又使我安了心。我依然觉得她们的歌声是美妙的,她们的嗓音太能够掩盖她们的面容了,以至于只要她们是在唱歌,我总是不管眼睛所得的印象如何,硬要把她们想象为仙子。

  象这样一个混蛋当然不可能了解我的为人,但是他懂得我身上哪一方面可以被他利用。他知道我忍受无心的冒渎时是宽厚、温和到极点的,而对预谋的侮辱则高傲而毫不宽容;他知道我在一定的场合是爱体统、爱尊严的,时刻注意对别人应有的敬重,而别人对我的敬重,我也要求严格。他就从这方面下手,终于使我忍无可忍了。他把大使馆弄得乱七八糟,把我在馆里努刀维持住的那点制度、上下级关系、整洁、秩序,都摧毁净尽。一个单位没有女人,就需要有稍严的纪律,才能保持那种与尊严分不开的端庄气氛。他不久就把我们的单位变成了荒淫放纵的场所、流氓纨袴的巢穴。他怂恿大使把第二随员赶走了,给大使阁下另找来一个跟他一样的货色,是在马尔他十字广场开妓院的。这两个坏蛋伉瀣一气,既不顾体统,又盛气凌人,就是大使的房间也不那么有条有理了,而整个使馆没有一个角落能叫正派人忍受得了。

  我对业务工作,经过试办一阵以后,觉得不象原先所想的那么棘手。我原来怕我是个生手,侍候的又是一位同样没有经验的大使,而他既无知又执拗,凡是我的良知和我所有的一点知识驱使我为他、为国王做的一点好事,他都仿佛故意跟我唱反调。在他所做的事情当中,最明智的就是他跟西班牙大使马利侯爵相交甚好。马利侯爵为人机巧而精明,如果他愿意的话,原可以牵着蒙太居的鼻子走,可是他以两国王室的共同利益为重,通常总是给他许多忠告,而如果不是蒙太居在执行中自作聪明的话,这些忠告都是相当好的。他们两人唯一要配合做的事就是设法促使威尼斯人保持中立。威尼斯人总是口头上声明忠实地保持中立,实际上却公开把军火卖给奥地利军队,甚至给他们提供兵员,诱称是逃兵。蒙太居先生,我相信,是想讨好威尼斯共和国的,因此也就不顾我的劝阻,硬要我在每份报告里都谎报共和国不会违反中立的诺言。这个可怜虫的执拗和愚蠢不时地要我写许多荒唐话,做许多荒唐事。这些荒唐言行,既然是他要这样,我也就不得不唯命是从。可是有时我感到我的工作实在难以忍受,甚至几乎无法进行。比方说,他一定要他给国王或外交大臣的报告大部分都用密码,虽然二者都绝无保密的必要。我对他说,朝廷上的公文是星期五到,我们的复文星期六就要发出,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择那么多密码,同时我还有许多信要写,也要赶上同一个邮班发出。他想的办法妙极了,他叫星期四就给次日要到的文件预拟复文。他觉得他这个主意想得太妙了。所以尽管我对他说行不通,荒谬绝伦,结果还是不能不照他的话去做。在我留在大使馆的整个时期里,我先把一周内他匆忙告诉我的几句话记录下来,把我道听途说的几则毫不足道的消息记录下来,然后就凭这点材料,总是每星期四早晨就把星期六要发出的文件的稿子送给他看,只是在答复星期五来文的文件上匆匆忙忙做点增补或修改。他还有个非常有意思的怪癖,使他的函件可笑到难以想象的地步,那就是收到每一则消息他都不往外发,而是发回到原来的地方。他向阿梅洛先生报告宫廷消息,向莫尔巴先生报告巴黎消息,向哈佛兰古尔先生报告瑞典消息,给拉·施达尔迪先生报告圣彼得堡消息,他有时还把他们每人发出的消息寄回给本人。只由我在词语上稍加改动。在我送请签署的文件中,他只浏览一下给朝廷的呈文,其余给别的大使的公函连看也不看一眼就签上名,这就使我稍有自由,能把后一类公文照我的意思予以调整,至少可以交流一些消息。但是,对于最重要的文件,我要修改得合理一点就不可能了。他时常心血来潮临时别出心裁地往里面塞进几句话,使我不得不再拿回去匆匆忙忙把全文重抄一遍。把这种新加的荒唐语言点缀上去,而且还要美之以密码,否则就不签字。不知有多少次,我为他的荣誉计,真想用密码写进一点与他所说的不同的话。但是我又觉得没有任何理由能容许我做这样不忠实的事情,因而就任他去胡说八道,自找苦吃,只不过一面向他坦率进言,拼着自己触霉头的风险去尽我的职责罢了。

  大使阁下不在馆里吃晚饭,随员们和我晚上单开一桌,比尼斯神父和见习随员们也和我们共餐。就是在最简陋的小饭馆里,席面也布置得干净些、整齐些,桌布也不会那么脏,吃的也要好一些。我们只有一支脏的小蜡烛,锡碟子,铁叉子。吃饭反正在家里,倒也罢了,可是连我的专用贡多拉都取消了。在所有大使馆的秘书当中,只有我一个人要临时租用贡多拉,否则就只好步行,从此,除了到参议院外,我就没有六使阁下的仆役相随了。而且,使馆里发生了什么事,全城都知道。大使手下的官员个个都嚷起来了。事情虽然都是多米尼克引起来的,他却叫得比谁都凶,因为他知道,我们受到的这种不成体统的待遇,我比谁都更感到难堪。全使馆只有我一人不肯把家丑外扬,但是,我在大使跟前表示了强烈的不满,我责怪其余的人,也怪他本人,而他却出于他那肮脏的灵魂,每天总给我来一个新的侮辱。为了不至于在其他大使馆的秘书前面相形见绌,为我的职位撑面子,我就不能不多所耗费,而我的薪金却又一文钱也省不出来。我一向他要钱,他就说他怎样器重我,怎样信任我,仿佛信任就能充实我的腰包,应付一切开支似的。

  我已经尝到寄人篱下的苦处了,便决计不再去冒险尝试。我已经看到,机缘使我订定的那许多野心勃勃的计划一开始就都破产了,而我又被人从开始干得那么好的外交生涯中挤了出去,我再也不想回去了,因而我决心不再依靠任何人,要保持我的独立生活,发挥我的才能。现在我已经开始摸到我有多少才能了,过去我一直把它估计得过低。

  我把这种可怕的、苦役一般的拜访,推迟了一天又一天,终于鼓起勇气去看伯藏瓦尔夫人了。她亲切地接待了我。布洛勒伊夫人一进她的房间,她就对她说:“女儿,这就是卡斯太尔神父跟我们谈起过的卢梭先生。”布洛勒伊夫人把我的作品夸奖了一番,并且把我领到她的钢琴边,让我看出她是研究过我的作品的。我一看她的挂钟已经快到一点了,就要告辞,伯藏瓦尔夫人对我说:“你住得很远,别走了,就在这里吃饭吧。”我也就不客气地留下了。一刻钟后,我从一些迹象意识到,她原来是请我在下房里吃饭。伯藏瓦尔夫人为人倒极好,但是知识有限,而且由于自己出身波兰贵族,太骄傲了,她不大懂得对才智之士应给以应有的尊敬。这一次她甚至只凭我的举止去判断我,连我的服装也没有注意到;我的服装虽然很简单,却颇整洁,绝不显得该是在下房里吃饭的人。我已经把下房的路忘得太久了,绝不愿重登此程。我也没有把自己的不快显过出来,只对伯藏瓦尔夫人说,我突然想起有一件小事要办,不能不回去,说着就要走开。布洛勒伊夫人走到她母亲身边,附耳说了几句话,这立刻产生了效果。伯藏瓦尔夫人站起身来拦住我,对我说:“我想请你赏光跟我们一起用餐。”我觉得再拿架子就蠢了,于是留了下来。而且,布洛勒伊夫人的好意感动了我,使我对她发生了兴趣。我很乐意同她一起进餐,并且希望她日后对我认识较深的时候,不会为曾帮我获得这次荣幸而后悔。她们家的老友拉穆瓦尼翁院长先生也在座。他跟布洛勒伊夫人一样,讲一口巴黎社交界的行话,用的净是花哨的字眼和莫测高深的隐语。可怜的让-雅克在这方面就相形见绌了。我也识相,不敢卖弄聪明,因此一言不发。如果我一直就这样安分,该是多么好啊!我就绝不会落到今天这样的深渊里了。

  在意大利,听音乐太便宜了,只要你喜爱它,你就可以随便欣赏。我租了一架钢琴,花一个小埃居,就请了四、五个演奏家每星期到我家里来一次,跟他们一起练习歌剧院里最使我喜爱的歌曲。我在家里也把我的《风流诗神》里的合奏曲试奏了几段。也许它们当真动听,也许人家要奉承我,圣·克利梭斯托姆歌剧院的芭蕾舞师托人向我要去了两曲。我很高兴地听到这两曲由那个绝妙的乐队演奏出来,并由一个叫白蒂娜的小姑娘担任舞蹈。这个小白蒂娜长得很漂亮,是个特别可爱的女孩子,曾由我们朋友中一个西班牙人法瓜迦扶养,我们常在她家消磨夜晚。

  起先我想培养她的智慧。结果却是白操了一番心。她的智慧一直是大自然给她生成的那样,栽培和教育都无济于事。我毫不羞惭地承认,她一直没有学会阅读,虽然写得还马马虎虎。当我后来住在新小田园路的时候,窗对面蓬沙特兰旅馆有只大钟,我费了一个多月工夫教她看钟点。直到现在她还不怎么会看。虽然我费尽心血去教她,她从来也搞不清一年十二个月的顺序,不识一个数目字。她不会数钱,也不会算账。说话时用的字眼常和她所要说的意思相反。我曾把她使用的词汇编成一本小册子拿给卢森堡夫人取乐。她那些驴唇不对马嘴的话,在我生活过的那些社交圈子里已经变得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然而,这样迟钝的,如果你愿意,也可以说这样愚蠢的一个人,在困难情况下却是个绝好的参谋。在瑞士,在英国,在法国,在我遭遇到的那些大灾大难中,我自己没见到的,她往往先见到了,她给我出了许多最好的主意;我闭着眼睛往危险里钻,是她把我从危险中拉了出来。在那些最高贵的夫人面前,在王公大人面前,她的感情、她的良知、她的应对和她的操守,都为她赢得了普遍的钦佩,并为我招来了许多夸奖她优点的恭维话,而这些恭维话,我觉得都是很真诚的。

  在我和这几位先生讨论的过程中,我深信,既确实而又惊讶地深信,学者们固然有时比一般人的成见少,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对已有的成见却坚持得比一般人更厉害。尽管他们提出的反驳大部分都那么无力,那么不正确,尽管我承认我在回答的时候有些胆怯,而且措辞不当,但是我的理由是不容置辩的,然而我却没有一次能使他们了解,使他们满意。我总是目瞪口呆地看到,他们还没有懂我的意思就用几句漂亮话轻易地对我进行反驳。不晓得他们从哪里挖出了一个苏埃蒂神父,说他曾想出用数字表达音阶。这就足以使他们认为我的记谱法不算是新发明了。这倒也还罢了,因为尽管我从来就没有听说过什么苏埃蒂神父,尽管他那根本没有考虑八度音的记录教堂歌曲的七音记谱法不能和我发明的简单而方便的方法相提并论——我的方法可以很容易地用数字把音乐里可能想象到的一切,如音符、休止符、八度音、节拍、速度、音值等等都表示出来,而苏埃蒂对这一切根本未加考虑;尽管如此,如果只就七个音符的基本表达法而论,说他是最初的发明人倒也是十分确实的。但是,他们除了对这种原始发明过度重视以外,并不就此罢休,在谈到记谱体系的内容时,完全一派胡言,不知所云。我的记谱法的最大优点就是省掉变调和音符的麻烦,所以,同样的一支曲子,不论你用什么调,只要在曲子开头换上一个字母,全由就随你的意思记下来了,移调了。这些先生们听到巴黎乱弹琴的乐师说移调演奏法毫无价值,他们就从这一点出发,把我的体系的最大优点反而当成是反对它的不容置辩的理由。他们决议说,我的音符便于声乐,不便于器乐,而实际上他们应该说,我的音符既便于声乐,更便于器乐。学士院根据他们的报告,给我发了一张奖状,措辞夸奖备至,骨子里却可以看出,它认为我的记谱法既不新颖,又无用处。我后来为公众写了一部题为《现代音乐论》的书。我认为没有必要把这样一张奖状作为该书的装饰。

  我手里连三个月的生活费都没有,而我却把这种懒散而孤独的生活过得那么安闲、那么愉快、那么满怀信心,这正是我生活的特点之一,也是我性情乖僻的一斑。我极端需要人家想到我,却也正是这种极端需要使我丧失了抛头露面的勇气,越是需要登门拜访,我就越觉得这种登门拜访无聊,以致连那些院士们,连我已经挂上钩的那些文坛人士,我都不愿去看了。只有马里佛、马布利神父、封得奈尔我有时还继续去看看。我甚至把我的喜剧《纳尔西斯》拿给马里佛看了。他很赏识,并且惠然予以修改。狄德罗比他们都年轻,差不多和我同岁。他爱好音乐,也懂得音乐理论。我们常在一起谈谈音乐,他也对我谈了他的一些写作计划。这样,在我们两人之间不久就建立了更亲密的关系,这种关系维持了十五年,如果我不是由于他自己的过失不幸被拖进他那一行业的话,这种关系是会维持得更久的。

  杜宾夫人,大家都知道,是萨米埃尔·贝尔纳和方丹夫人的女儿。她们有三姊妹,可以称之为美惠三女神:拉·图施夫人跟金斯顿公爵跑到英国去了;达尔蒂夫人是孔蒂亲王的情妇,并且,不只是情妇,还是他的朋友,唯一的真正朋友,是一个性格温柔忠厚、可爱、富有机智、特别是心情愉快、不识悲愁的女子;最后是杜宾夫人,三人中数她最美,也只有她一人不曾失足,引起别人的闲言。她是杜宾先生待客情殷所得来的代价。他在他本省盛情招待了她的母亲,母亲为了感激,就把女儿嫁给他,还给了他包税官的职位和一笔极大的财产。我第一次见她的时候,她还是巴黎最美的女人之一。她接待我时正在梳妆,胳臂赤裸着,头发蓬松,梳妆衣也随便披在身上。这种接待在我还是破题儿第一遭,我这可怜的脑袋经受不住了,我慌了起来,简直不知所措;总之一句话,我爱上杜宾夫人了。

  我走进一个妓女的卧室,就跟走进爱与美的神庙里一样,我仿佛在她身上见到了美神和爱神。我绝对不能相信,如果你没有敬慕之意和尊重之心,你竟能感到象她使我感到的那种情感。当我刚从最初的亲昵之中认识到她的媚态与爱抚的价值,就唯恐失去它的果实,急于要去摘取。忽然我感到,不是欲火在燃烧着我的全身,而是冰块在我的血管里奔流,我的两腿发软了,我几乎晕倒了,我赶快坐下来,哭得和小孩一样。

  我还有一个同样可靠、有效的办法,就是下棋。凡是我不去剧院的日子,下午总是经常到莫日咖啡馆去对局。我认识了雷加尔先生,还有一位于松先生,还有菲里多尔。当时棋界的一切名手我都见识了,而我的棋艺却并不比以前高明些。然而有一点我毫不怀疑:我总有一天会超过他们所有的人,我认为,这也就够做我的生财之道了。不管我痴心妄想迷上哪一行,我总是抱着同样的逻辑。我心里想:“谁成了哪一行的尖子,谁就准能走运;因此,不管哪一行,我只要成了尖子,就一定会走运,机会自然会到来,而机会一来,我凭着本领就能一帆风顺。”这种幼稚的想法不是出于我的理智的似是而非之论,而是出于我的懒惰。要想奋发,就得作出巨大而又迅速的努力,这使我害怕,因此我极力美化自己的懒惰,想出一套合适的论据来掩盖可耻的懒惰。

  我自觉对这种职务有一定才能,所以对办公事颇有兴趣。除了跟我的朋友卡利约和我不久就要谈到的那位品德高尚的阿尔蒂纳交往,除了有时到圣·马克广场去寻点高尚的娱乐,看看戏,以及差不多总是和那两位一起去串串门以外,办公就是我唯一的乐趣。虽然我的工作不是那么繁难,特别是还有比尼斯神父做助手,但是因为联系的范围很广,加之又是战时,我还是免不了相当忙碌。我每天上午大部分时间都在工作,碰到邮班的日子有时要忙到半夜。其余的时间,我就埋头研究我开始干的这个行业,我希望凭着初期的成绩,将来可以获得较好的任用。的确,任何人谈到我都只有说好,首先是大使,他公开称赞我工作好。从来没有抱怨我一句话,后来他发的那种种狂怒,完全是因为我历次诉苦都没有效果,自己硬要辞职的缘故。法国的大使们和大臣们,凡是跟我们有通信关系的,都在他面前夸奖他的秘书好。这些夸奖本来应该使他得意的,但由于他品质恶劣,却产生了相反的效果。特别是在一个重要场合,他听到人家夸奖我,便一辈子也不能原谅我了。这件事值得费点笔墨说明一下。

  这一切并不使我懊悔没有留在船上而跑到检疫所里来。我就象个新的鲁滨逊,开始安排我的生活,准备去度过我那二十一天,就和要在那里度过终身一样。我首先以捉虱子来消遣,这些虱子都是从船上带来的。我把浑身的衣服里里外外换了一遍又一遍,身上一个虱子也没有了,我就着手布置我选定的那个房间。我拿我的上装和衬衫做成一床床垫,又拿几条大毛巾缝在一起做褥单,拿睡衣做盖被,把大衣卷起来当枕头。我把一口箱子平放当坐凳,另一口箱子立起来当桌子。我把纸张和文具盒拿出来,把带来的十几本书排成个小书架的样子。总之,我把环境安排得这么舒适,除了没有窗户窗帘以外,我在这座绝对空无一物的检疫所里,几乎和我住在维尔德莱路的网球场一样方便。我的饭食送得大有气派,两个掷弹兵,扛着上了刺刀的枪,护送着我的饭食;楼梯就是我的餐厅,梯口平台就是我的餐桌,平台下的梯级就是我的座椅;饭一摆好,送饭的人临去时把铃一摇,这就是请我入席。在两顿饭之间,当我不看书写字,或者不布置房间的时候,就到新教徒公墓去散步,这就是我的庭院;我在那里爬上一个面对海港的墓灯台,眺望港口的船舶进出。我就这样过了十四天,如果没有法国大使戎维尔先生的话,我会在那里把整整二十一天都呆完而不会感到一刻厌烦的。可是,我给他写了一封信,一封抹了醋、涂了香料、并且熏得半焦的消了毒的信,结果我的居留期缩短了八天:我这八天是在他家度过的,在他家,我承认,又比在检疫所要舒服一些。他十分厚待我。他的秘书杜邦也是个好小伙子,带我在热那亚城里和乡下跑了好几家,玩得相当痛快,因此我跟他结识上了,并且后来还时常通信,一直继续了很久。我横贯伦巴第继续我的行程,一路上都很愉快。我经过米兰、维罗纳、布里西亚、帕多瓦,最后到了威尼斯,大使先生可真等急了。

  谁能猜到我的眼泪是怎么来的,谁能猜到我当时脑子里想的是什么呢?我对自己说:“我所支配的这个对象是大自然和爱神的杰作。她的精神、她的肉体、她的一切都是尽善尽美的,他既善良又高贵,正如她既可爱又美好一样。王公大人都应该做她的奴隶,君主的权杖都应该放在她的脚底。然而,你看她竟做了可怜的娼妓,供人蹂躏;一个商船船长竟支配着她,她竟扑到我的怀里来,明明知道我一无所有,而我这点才能她又不能认识,因此在她眼里便等于零。这里面必然有点不可思议的原因。要么是我的心灵欺骗了我,欺骗了我的感觉,把一个丑娼妇看成了天仙,要么就一定有点什么我不知道的暗疾,破坏了她的妍媚的效果,使原该争夺她的人们对她生厌。”于是我开始聚精会神地探索这个暗疾了,可是我连想也没想到这里头会有什么梅毒的问题。她的肌肉的鲜艳、肤色的光泽、牙齿的洁白、呼吸的温馨、浑身的清洁样儿,都绝对使我想不到这一点,以至于我不但对自从跟帕多瓦姑娘接触以来的身体还有所怀疑,而且还顾虑我不够健全,配不上她呢。我深信,这一次,我的自信是正确的。

  这位心灵和头脑同样明哲的人是善于知人的,他做了我的朋友,这就说明不是我的朋友的人是怎样的人了。我们相处得太好了,以至我们定下了计划,要在一起过一辈子。我准备过几年就到阿斯可提亚去,和他一道住在他的田庄上。这计划的细节我们都在他启程的前夕商量好了。所缺的只是最精密的计划也免不了的那种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因素。后来发生的种种事件——我的灾难,他的结婚,最后是他的死亡——就把我们永远分开了。

  《百科全书》的工作由于他的入狱被打断了。他的《哲学思想录》给他招来过一些麻烦,但是后来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下文。这次《论盲人书简》就不同了。这本书除了几句涉及私人的话以外,丝毫没有什么可责难的,可就是这几句话得罪了迪普雷·德·圣摩尔夫人和雷奥米尔先生,为此,他被关进了范塞纳监狱。我朋友的不幸令我感到的焦急是永远也无法形容的。我那易于伤感的想象力老是把坏事想得更坏,这次可就慌起来了。我以为他要在那里关一辈子。我几乎急疯了,就写信给蓬巴杜尔夫人,恳求她说情把他放出来,或者设法把我和他关在一起。我没有得到任何答复:我的信写得太不理智了,当然不能产生任何效果。不多时以后,可怜的狄德罗在监狱中倒是得到了若干优待,对此我绝不自诩是由于我的信的缘故。但是如果他在监狱中的生活还象原来那样严厉的话,我相信我会伤心得在那座该死的监狱墙根下死去的。此外,我的信固然没有产生什么效果,我也没有拿这封信去到处吹嘘,因为我只对很少很少的人提起过,而且从来没有告诉过狄德罗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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