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该不应该回去,西夏管军事学文化重塑的主

日期:2020-01-18编辑作者:云顶娱乐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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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铭教授对“体现中国视角”的解释是:“我们要努力还原一个时代文学的全貌和一个作家的全貌,而不是依赖于西洋文学的三分法、四分法选择研究对象。”首先,“还原”的要求是做不到的。我是20世纪80年代“逼近”说的发明者,也是它的主要倡导者。另一派是复原派。第三派是重构派,信奉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意见,这派理论我也不赞成。

古代文学文化重塑的重要性

一、文化的概念与中国古代文学

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文化一词最早见于《周易•贲卦》的《彖》辞“: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天文是阴阳二气的交错氤氲,反映的是季候变化;人文与天文相对应,是天道运化在人身上的显现,也是人依照天道进行教化的社会规则,即礼乐制度。在《周易》中,文明与文化并无本质区别,指的是“文”所显现的内容或变化的结果,既包括精神层面,也包括制度层面和器物层面。严格来说,文化与文明是有区别的。在西方语境中,文化一词最初由“培养,自然的成长”类推为人类训练的过程。这种含义与中国《周易》中的文化有些相似。工业革命兴起,文化的意蕴发生了变化。英国文化学者雷蒙德•威廉斯在其着作《文化与社会》中将西方的“文化”概念界定在精神方面,特指语言、文学、艺术、宗教信仰、哲学思想等,而文明则往往指物质成就,诸如科学技术成果、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以及各种物质建设。中国当代学者张汝伦先生将文化解释为“我们看待自己和世界的方式”,其核心是“原创性的思想和一些特殊的精神”。中国古代文学作为中国传统精神的产品形式之一,是中华民族思想情感和道德标准的重要载体,学习、鉴赏古代文学作品,就是接近、探寻古代文化的过程。因而,古代文学不仅要重视文学特性的分析,更要透过文学本身,肩负起传承文化的重任。就像曾经有位学者说的:“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了文学性,我们将不会找到民族诗性的生产轨迹,而一个民族失去了文化血缘,它就不会再有未来的出路。”然而,时代一去不复返,在当下“信息海洋”的潮水和“文化大发展”的浮光掠影中,中国古代文学也已显得尴尬和悖论。

二、中国文化的命运与古代文学的传承问题

古代文学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与中国文化的命运息息相关。古代文学在当代文化重塑上的困境恰恰是文化危机的表征。现代教育理念强调以“学”为中心,注重激发受体的兴趣。然而,兴趣的培养不能只靠“戏说”形式的铺染,而是要建立在价值认同的基础上。现代中国的年轻人与传统文化之间,缺少的正是这种价值认同。中国文化经历了漫长历史长河的积淀,形成了自己根深蒂固的特性。外来文化常常被消化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正如佛教被内化为禅宗。近代以来,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影响无处不在,一部分人甚至认为中国最终的出路在于对西方文化的学习和复制。在这种意识形态下,西方近现代的文化价值全面取代了中国原有文化的精神内涵。再加上改革开放后一次次商业文化的侵蚀和冲击,中国文化已如奄奄一息的老人。当代年轻人,基本是在现代性的文化条件下长大,天然地容易倾向现代性的逻辑,会觉得与传统中国文化精神格格不入,再加上深入中国人心的社会进化论的集体无意识,人们很容易用现代性的逻辑去改造和包装中国文化。于是“反英雄主义”的思潮兴起,颠覆权威、亵渎神圣的“轼父”情结猖獗。同时,大众文化又为这种潮流推波助澜,颠覆快感与世俗趣味、感官刺激、享乐主义相映成趣。经典被解构,圣贤被搞笑,真理不复存在,有的只是任意与狂放。古代文学作品的解读,似乎成了“对牛弹琴”,或者说是一种不求深刻、只讲形式的哗众取宠。在这样的背景下,对大众分析能力、鉴赏能力培养及至人格境界的塑造,或只是一句空谈。

三、古代文学与中国文化的重塑

张汝伦先生在《当代中国的文化命运》一文中,称当下复兴中国文化是天命。人类需要中国文化,是因为中国文化具有普适价值,张汝伦先生说这种普适性在“德性”,在“克己复礼的人生态度、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和而不同的共同生活原则和思想原则、义利之辨的道德理念、己立立人与己达达人的淑世情怀、四海一家与天下太平的世界图景”。这种“德性”便是责任,要担当起这份责任,需要立足当代重新解读和建构传统文化的专家学者,也需要借助新型媒介再造传统文化的开发和传播人才,这是时代赋予中国古代文学工作者的使命。因此,古代文学服务于当代文化重塑,必须从学习到传播再到服务运用走出困境,进行标本兼治。

1.校正教育理念。由兴趣到意志建构主义教学理论强调:学习者要积极建构他们自己的知识,而不是被动地接受教师和课本传递给他们的信息。因此,学习者的兴趣和意志力很重要。其中,兴趣关联娱乐,而意志指向勤奋。目前的教育理念强调兴趣,为引起观众、听众、读者、学生的兴趣,不惜花大力气追求漂亮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其主旨内容。在实际上,包括在校的本科学生在内的成年人,意志力的培养仍至关重要。从价值角度告知他们所学习、传播内容的重要性,然后依靠自身的意志力去接受,去刻苦,应该是当下教育理念调整的方向。古代文学与传统文化共存共荣,价值比兴趣更重要。

2.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回归元典传统文化中,对社会和人类具有普适意义的精华部分,需要继承,对由于时代变迁变得腐朽的部分,必须摒弃。只有这样,社会和人类才能不断完善。立足当代对精华和糟粕进行甄别,重塑中国文化的形象,是增强中国文化感召力的重要工作。当下信息泛滥,鱼目混珠,网络、影视,甚至主流媒体,歪曲元典思想的现象时有发生。重塑传统,挖掘中国文化的普适价值,必须回归元典。正如袁行霈先生在《中国文学史》总绪论中强调的那样“:文学史着就应立足于文学本身……文学创作才是文学史的根本,文学理论、文学鉴赏,批评是文学史的辅助方面,文学传媒是文学史的另一辅助面。文学本位就是指强调文学创作的中心位置和紧抓另外辅助的两个方面。”以文学为本位,就要以经典作品为本位。借助网络资源提供的线索,顺藤摸瓜,查阅元典,是正确解读传统文化的良方。

3.立足传播基础。注重语言分析针对由于古文功底薄弱造成阅读、传播困难的情况,学习古代文学作品的时候,应该把汉语语言学与文学鉴赏相结合,增加语言分析的力度。一方面扫清阅读障碍,另一方面又使文学风格、情感意蕴找到依托。例如,骈文中起伏跌宕的情感如何通过句式和语音来表现;《左传》描写战争前的游说所体现的礼乐思想;用典对诗文典雅、简约之风的作用;诗歌意象间的意脉逻辑与哲理及诗风的关联,等等。相对枯燥的语言与相对空泛的文学、文化互相补充,相长相生。另外,“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会吟”、“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古训是万万不可废的,配合元典阅读,强化背诵名篇、名段,加强写作训练,也是提高民族的文化综合水平,促使当代中国文化重塑的良策。

4.重视服务实践。加速成果转化在古代文学服务于当代文化重塑中,现代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只有合理地运用,才能充分发挥它的价值。首先,要坚持把影视、网络、多媒体作为传播的辅助设施的原则,切不可抛开主旨内容而片面强调形式,造成喧宾夺主。其次,针对不同的接受对象要区别对待。对社会大众,在娱乐过程中要正确解读历史文化,切不可一味“戏说”或讲“野史”。在高校中,对理工学科可充分借助多媒体文学进行素质教育;对中文、新闻等人文学科来说,应强化分析、读写等基本能力的训练,必要时辅以多媒体;对理论性较强的人文学科,鼓励将传统文化的研究成果进行整合,及时创作出各种形式的文化产品,适应社会需要,这也是人文学科服务社会的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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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锺陵:我感到,目前,一股文化保守思潮已经兴起,并已造成了相当的影响。方铭教授的观点,就是文化保守主义在古代文学研究中的一种体现,因此值得针对其所论及的与其所涉及的问题作一番讨论。

第一,中国古代是没有文学史的,《四库全书》上列出来的类目叫“诗文评”。文学史是在近代欧洲兴起的。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说,“修撰文学史是18世纪开创的一项课题”,“把文学史实际拓展到各个时代民族主要是19世纪的工作”。

王锺陵:我们过去有的是“诗文评”,也只有一部《文心雕龙》具有那么强的理论性,那么完整的结构。中国没有一部横贯的文学史着作。我们有不少诗话、词话,虽然其中有相当丰富的文学史研究的内容,但从形态上说,那些着作都属于“诗文评”。我们不能以一部着作来否定普遍性的情况。

最后,衷心感谢今天在座的各位老师和同学,没有你们的参与就没有今天的精彩,谢谢大家!

方铭:现在西方有学者主张小说和诗歌已经死亡,21世纪的文学是传记文学的时代。为什么小说已经死亡了呢?因为现在是个资讯非常发达的时代,每一天我们通过网络、报纸、微信上看到的人间悲喜剧远比小说的虚构更加精彩,更加难以置信,更加出人意料。所以虚构的东西已经不稀奇了。所以,我们要把18—19世纪的西方文学观念看作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它不是永恒的真理,不是有普适性的。

从知识史的角度说,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欧洲各国不仅市民社会与市场经济日益形成,而且由于哲学的变更与科学的大发展,形成了一个新的知识体系。文学史的出现,正是这一知识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文学史这一形式虽兴起于欧洲,却与“西方中心主义”无关,它是现代化进程的产物,也就是说,它是属于整个人类的。

同一个时期的中国,固守于原有的农业文明,没有形成新的知识体系,现代化进程没有启动。从维新运动到20世纪,我们民族所完成的一项巨大的工程,便是尽快地掌握现代知识体系,鲁迅的“拿来主义”,便是深刻反映了这一时期民族向前发展之需求的口号。鲁迅还写出了《中国小说史略》这部文学史着作。作为专门学科的文学史研究,如果要退到中国文学的本位立场上,那么是否我们现在仍应继承把“诗文评”作为一个类目的传统呢?

我们今天判断一个传统的好与坏,我认为关键点应该追寻到孔子那里。孔子思想代表着人类发展方向,其核心思想是大同,实现大同的方式则有忠恕、均平、仁惠三者,这三者完全包容了法国大革命时期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而且比这几个口号的内涵更丰富。我过去讲传统需要整理,这个整理不仅仅是整理古籍,更是要梳理哪些属于传统,哪些不能构成传统。

我个人认为,讲到中国古代文学的时候,要特别强调文人的概念。中国古代文学家最重要的身份是文人,而不是诗人、小说家、词曲作家。而文人之所以是文人,他最重要的就是写文章,而文章也就是中国古代文学中最主要的内容。

王锺陵:中西文学观念固然有巨大的差异,但只有汇通中西、融贯古今,我们才能够对某种文体、某个理论问题,甚至是对整个文学具有根本性的一些问题有透彻的理解。无论是局限于西方观念,还是局限于中国固有的观念,或是局限于中国现当代所流行的文艺观念,都不可能达到这种境界。方铭教授对“体现中国立场”的解释是:“我们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应是建立在中国固有文学观念范畴内的文学发展史,不是建立在西洋19世纪文学观念下的中国古代文学史。”这样一种观念显然是狭隘的。对于文体本质特征的探究,就必须要汇通中西、融贯古今,才能有所深入。以戏剧来说,综览世界各种戏剧艺术,我们才能对戏剧下一个较为周延的定义。拙作《戏剧本体论及以京剧为代表的中国戏曲之特征》说:“戏剧是一门文学性寓于表演性之中的艺术。”方铭教授现在探索的问题,有跟我当年探索的问题相似的方面;但是我现在又做了一个补充,就是说不汇通中西,不能从根本上认识许多具有本质性的问题。我想请教方铭教授,如此则怎样写文学史?

西洋文学的观念传入中国以后,中国现代文学的体系西洋化了,中国古代文学学者在研究立场、研究视角、价值判断和研究方法上也都西洋化了,这样一个结果不利于讲清楚中国古代文学的本来面貌。

主持人:今天他们的这样一个讨论和对话,使我联系起中国思想史上一个着名的“鹅湖之辩”。“鹅湖之辩”是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非常着名的一次辩论,在中国思想史上影响重大。方铭教授的观点从弘扬民族文化,建立中国的理论自信、文化自信这个角度来讲,有深刻的意义。王锺陵先生尽管对方铭教授的论述做了反驳,但也是殊途同归。无论是汇通中西,还是融贯古今,最终都要为我们形成中国特有的文化学派、文学学派,为我们本土化的思想成果来付出心血和努力。所以王先生在这个方面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在结束之前呢,我要再念习总书记的一段话,也许可以作为今天两位先生对话的结束语:“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也一定能够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

主持人:洋务运动以后,中国就建了同文馆,专门翻译西方的经典着作。中国第一个留学美国的学者容闳写的《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一书,直译就是“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1915年翻译为中文的时候书名为“西学东渐”,这个书名很有意思,所以觉得刚才王锺陵教授提出的汇通中西就不是现在才有的了。下面我们且听方铭教授如何回应。

主持人:方铭教授认为中国古代文学是自成体系的,20世纪初以后,西方文学概念进入中国,改变了中国学者研究文学的立场、态度,甚至方法,我们现在按照现代人的理念甚至西方人的理念来重新陈述中国古代文学的整个历史发展过程,这是不对的,因此他提出了要复原中国古代文学历史的这样一个立场。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下面,请王锺陵先生来发言。

在近代以前,中国学者的主要精力集中在研究经史、诸子、辞赋,但20世纪中国的研究发生了变化,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放弃了过去文人研究的主阵地,而把主要精力放在符合西洋近代文学分类的诗歌、小说、戏曲方面。

方铭教授说:“自秦汉以后,虽然中国文学的范围在不断变化,新的文体不断出现,但皆发源于六经。”因此,他在“体现中国方法”部分中说:“中国传统方法,在文学研究领域,主要体现为汉代学者所倡导的实事求是的历史观。比如西方文学史起源于神话,……50年代的学者构筑中国文学的神话源头,虽然工作做得多,却总难以找到实证的基础。”这种说法涉及三个问题,第一,后世文章皆源于六经说,这是儒家思想在中国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反映。我们可以反问的是,六经又是从哪里来的?第二,所谓“汉代学者所倡导的实事求是的历史观”一语甚为模糊。如果方铭教授所说的汉人实事求是的历史观,是指的后世所谓汉宋之学中的汉学,那么注重文字训诂的古文经学的治学方式,并不足以构建文学史,因为它既缺乏整体观,又没有历史发展观。再进一步说,实事求是的历史观许多民族中都有,它也是普适的,因而也不能将之说成是“中国方法”。第三,方铭教授所说中国文学史的构筑,找不到神话源头的实证。一本集中记载了中国神话的《山海经》明明放在那里,在《庄子》《列子》《淮南子》中,特别在《楚辞》中都有不少的神话内容。

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针,简称“双革方针”,恰恰是中国自己的东西,并非来自苏联。这一方针,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即有孕育与初步表达。因此,说这一点是“苏联化”的体现,也是不能成立的。虽然从理论内涵上说,它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有一定的相同之处,但这一方针的提出,毕竟是在中国的文艺运动中孕育出来的,具有一定时代和民族特色。阶级性概念的膨胀与盛行,确是受到了苏联的影响。我们的缺点是过度膨胀和滥用了阶级观念与阶级分析的方法,形成了庸俗社会学,形成了以阶级画线的僵化的思维方式。凡是地主阶级的文人,一定不好;劳动人民的创作,才是好的,并且是各种文学形式的源头。北大中文系1955级学生写的那部《中国文学史》的中心观点,我把它概括为民间文学正统论、民间文学源头论。我在过去的文章中已经专门批判过了。

主持人:王锺陵教授引经据典,娓娓道来,把他觉得不正确的观点都指出来了,甚至是否定了。但我个人认为,不管方铭教授在具体的论述中是否还存在哪些缺陷、不足,但我们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应该是一个值得肯定的大方向。“六经注我,我注六经”,我不清楚你们两位是承续了这个传统呢,还是革新?

方铭:王先生认为如果不借用西方的观点,中国古代文学或者文学这个概念就没有办法确定。我们知道,一些编纂文学原理、文学概论的学者,都试图给文学下个定义。王先生肯定也知道,这些定义都是不完善的。之所以不完善,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给文学一个恒定的定义。我讲文学史的复原问题,就是因为我们并没有能力给文学下定义,所以我们只能说某个国家某个时代某一些人是文学家,他们的某些作品是文学。这是因为不同民族的文学形态千差万别,同一民族不同时代的文学形态也不一样。西方现代的文学观念也不过是18—19世纪形成的,而且到西方20世纪、甚至21世纪以来,已经被抛弃了。比如说,按照西方近代的文学观念,我们的学者认为《左传》是历史着作,所以《左传》只能是有文学因素。我曾在《文艺研究》上发表过一篇文章,认为《左传》不是历史,它是一个解经文体,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为了解经的目的,它在某些细节上,有可能是虚构的,它不是写史的,你如果仅仅把它看成历史,就简单了。《文心雕龙》里有对具体的各种文体的描述,但没有一个抽象的文学概念。我们可以说哪些文体是诗,但如果抛开这种具体的文体形式讨论一个抽象的诗的概念,你肯定会失败的。即使是王先生这样融汇中西、贯通古今的大学者,他的定义也可能是有瑕疵的。

第二,汇通中西的工作,20世纪三四十年代即已展开,五六十年代更加盛行。如话剧界曾认真学习并运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焦菊隐便是话剧民族化的一个代表。这样一个汇通中西的传统,仍然是我们今天所必须继承的。当然,我们要创造具有中国气派、中国特色的文学史着作,但这不是回到中国文学本位立场所能达到的。

我说中国古代文学它的一个基本的、核心的功能就是引导社会向善。这点是毫无疑问的。我们不排除中国古代存在不能体现向善诉求的文学作品,但这不是中国文学发展的主流,也不是中国文学发展的方向,更不是中国人重视文学的初衷。

王锺陵:下面我分别就方铭教授所说“中国价值”“中国视角”“中国方法”的内容作出驳论。

文学史研究实际上是一个历史复原的过程,我们的学者应该立足于中国文学本位立场,复原中国文学的全貌,这就要求我们一定要有中国自己的一个立场、自己的方法、自己的视角和自己的价值判断来研究问题。

第三,关于文学史书写中的西方中心主义的表现问题。方铭教授在一篇文章中说,20世纪50年代以前中国文学史研究主要表现为西方中心主义,20世纪50年代以后呈现的西方中心主义主要表现为“苏联化”。西方中心主义的标志是以诗歌、小说、戏剧三分法为基本文学形态,以形象性、想象性、虚构性、抒情性和形象思维为文学的基本创作特征;“苏联化”最主要的特征是强调阶级性、典型化,以及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创作方法。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明明是用的四分法,不是三分法,因此这一点是不成立的。“形象性、想象性、虚构性、抒情性和形象思维”对于各民族文学来说,都是普适的,它不能专属于西方,因此也不能成立。

方铭:融通中西这个观点我自己也是赞同的,但是,这里有个主体性问题,王先生没有讲。就是我们在融通的过程中,是坚持中国本位立场还是坚持西方本位立场的问题,即“化西”还是“西化”的问题。

“复原”历史是一个过程,“接近”历史也是一个过程。王先生为什么要“接近”,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复原”。所以在这一点上,王先生实际上跟我是完全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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